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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后驾车险的合法性分析
    CQLSW.NET   2018-10-28   信息来源:无讼阅读   作者:冯伟
    核心提示:酒后驾车险的效用在于分散酒驾行为引发的经济风险,填补对受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害。其并非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险种,并未纵容酒驾行为,也不会引发法律适用上的危机。酒后驾车险的合法性无须质疑。

    摘要:酒后驾车险的效用在于分散酒驾行为引发的经济风险,填补对受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害。其并非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险种,并未纵容酒驾行为,也不会引发法律适用上的危机。酒后驾车险的合法性无须质疑。

    关键词:酒后驾车险;合法性;效用;利益衡量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上海天安财产保险公司2003年推出所谓酒后驾车险以来,该险种的合法性就不断遭受质疑。持反对意见的人往往认为:酒后驾车险为违法行为承保,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其本身属违法险种;在外部关联上,酒后驾车险的出现引发了法律适用上的危机,使得本应由侵权人自身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了保险人,纵容了酒后驾车行为,不利于对恶行的惩治。[1]酒后驾车险真如反对者所言的如此不堪吗?

    二、酒后驾车险的内在合法性

    针对反对者的第一种论断,笔者尚有以下诘问:为违法行为承保就属违法险种吗?酒后驾车险的存在果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吗?酒后驾车险背后所折射的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说政策选择究竟是什么?酒后驾车险的效用究竟为何?

    (一)为违法行为承保不等于险种违法

    笼统的说为违法行为承保就属于违法险种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公众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等已经能够印证这一点。反对者所声称的违法行为实际上是指故意违法之行为乃至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酒后驾车显然是由于受到行为人主观故意的驱使而发生的行为,但是行为人为此种故意违法之行为并不代表行为人对行为带来的后果也是持故意态度。

    对于酒后驾车行为所导致后果的主观心理追求又有过失和故意之分,此种区分在刑法上尤其明显,突出表现在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上。笔者虔诚的相信,行为人通过蓄意饮酒驾车谋求制造交通事故来危害公共安全或特定人、特定财产安全的现象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情况是行为人对自己酒后驾车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主观上为过失之态度。

    况且,对于当事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来骗取保险金等情形,保险法上已早有相应规制,在此问题上我们无需过于担心。酒后驾车险作为一种分散事故风险的工具,实际上是在为故意违法行为乃至犯罪行为带来的经济损害后果提供经济上的保障,而并非是为违法行为本身保驾护航,因而并非会导致险种本身违法。此外,此种险别也不会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被归为违法险种,对此问题,下文将详细阐述。

    (二)酒后驾车险的存在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对于何为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或许无法给出一个准确而周延的定义,但仍可透过具体问题来分析其在个案中类型化之后的应有之意。在酒后驾车险的问题上,一些人担忧,侵权行为人只需付出少量的保费就可以换取赔偿责任的大部转移,逃避了本应付出的经济上的赔偿责任,这对于惩戒侵权行为人是不利的。此种担忧并非绝对没有道理,但同时也不能忽视的是,侵权人经济赔偿责任的转移对于受害人而言未必是一种不利,何况这种转移只是对于经济风险的转移,而且也并非会是全部的转移。

    于受害人的角度,当其在遭受酒后驾车行为所致损害之后,受害人期待侵权人遭受行政乃是刑事处罚的同时,能够获得损害的填补也是受害人的内心期盼,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受害人的首位需要。作为增强侵权人承担责任能力的工具,酒后驾车险的存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损害的有效填补,不失为一种实用且切实的损失填补工具,酒后驾车险的此种效用尤其在侵权人无资力对受害人进行赔偿之时能够得以凸显。

    此外,从司法实践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相对背离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确立,这一演进过程的背后已经折射出立法者对于诸如酒后驾车险等险种态度的变化及进行政策选择的过程。[2]而此种转换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社会公众的立场,因为立法政策意图的改变总会与努力回应社会公众最切实的需求紧密相关。

    一项举措的制定,总会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利益冲突,此时需要进行利益衡量。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择其重,对于社会公共利益同样也是需要衡量和选择的。虽然酒驾、醉驾、闯红灯等行为在一般意义上属于恶行,相关保险也可能产生诱导此类恶行的风险,但相关保险还有弱者保护之特殊的、甚至优先的政策需要,[3]这一目的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4]在进行视野转换之后我们会发现,酒后驾车险实质上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反而在进行利益衡量之后维护了对弱者优先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和政策考虑。其分散了酒后驾车行为引发的经济风险,能够有效实现对受害人的经济损害填补,这也是该保险产品的效用所在。

    三、酒后驾车险的外在合法性

    反对者对于酒后驾车险外在合法性的担忧表现在认为酒后驾车险会引发法律适用上的危机,纵容酒驾行为,不利于法律对其进行惩治。但笔者认为这种担忧似乎有些多虑了。

    酒后驾车致损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主要表现为侵权法上的侵权责任。使得被害人受到的损害能够获得实质、完整和迅速的填补是侵权法的主要功能。[5]让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并非当然的填补损害的唯一可行之道,现代社会还存在着其他诸多损害填补工具,责任保险就是其中一种。而无论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如何发达,侵权法都不可能从法律体系中消退,也不能动摇侵权法在损害填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正如责任保险即是以侵权法为存在基础一般。

    责任保险对侵权法的依存突出表现在,当立法或司法认定某种类型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要承担侵权责任之后,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也会随之扩大;责任保险的产品设计对于侵权法上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和赔偿范式等尤其依赖。[6]从这一角度来看,侵权法的危机肃然而生、责任保险致使侵权法名存实亡的观点,实在是有些危言耸听了。此外,侵权法不只是进行损害填补,惩戒侵权行为,它还具有教育和预防的功能。那些认为侵权法只是在损害发生之后进行填补的观念实在是太狭隘了,在损害没有实际发生之前,法律都可能采取行动。[7]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酒后驾车险的存在并不能完全替代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些法律责任包括酒后驾车险赔偿范围之外的损害赔偿责任,乃至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酒后驾车险仅是对于行为人所造成的经济损害方面的填补,其并不能代替行为人应有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承担。

    事实上,我国对于酒后驾车行为的预防机制已愈趋完善,惩戒措施也愈发严格。行政处罚措施的加重、醉驾入刑、社会公众观念的转变、行为实施后给生活带来的不便等等,这些对于抑制酒驾行为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酒驾行为的规制,也不只是单单靠法律就能解决的,它需要综合治理措施的协同推动。酒后驾车险险种本身并不会纵容酒驾行为的泛滥,也不会引发法律适用上的危机。

    四、余论

    笔者虽然坚持酒后驾车险此类险种具有合法性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诸如酒后驾车险之类的保险产品若在具体规则设计上存在不合常情、常理的缺漏之处,其实际效用将会大大折扣,并会给社会带来强烈的伦理观念冲击。如果制度利益仍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但是制度本身确实容易产生一定问题,此时在不损害制度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对制度进行漏洞补充和价值补充,以弥补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

    [8]保险合同具有显著的技术性,在保险合同中,充分发挥技术性规则的作用,将对待责任保险伦理困境的注意力从观念纠结转向技术关注上,对于责任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来说尤为关键,这对于保险人和保险业监管者来说也都是一种责任。[9]如在酒后驾车险保险合同的具体规则设计上,可以通过限制赔偿数额、进行免赔率的规定,将保费与被保险人的交通违法情况、事故情况挂钩等方式,用技术性规则维护伦理观念与产品发展之间的平衡,继而促进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曹兴权:“走出责任保险伦理困境的观念路径”,《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罗璨:“责任保险扩张的法学分析”,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3月;

    叶延玺:“责任保险影响下的现代侵权法变革”,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4月;

    谢绍芬:“酒后驾车可否投保商业型保险——台湾酒后驾车险的经验借鉴”,《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2期;

    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若干问题”,《当代法学》,2008年第5期;

    郭国汀:“关于所谓‘酒后驾车险’的法律分析”,《上海保险》,2003年第9期;

    赵苑达:“酒后驾车险弊大于利”,《中国保险报》,2003年9月10日,第5版;

    杜晓堂、刘晓海:“‘酒后驾车险’是违法险种”,《民主与法制时报》,2003年9月9日,第10版;

    罗璨:“为饮酒驾驶风险由保险公司买单叫好”,《人民法院报》,2013年1月30日,第5版。

    [1]罗璨:“为饮酒驾驶风险由保险公司买单叫好”,《人民法院报》,2013年1月30日,第5版;杜晓堂、刘晓海:“‘酒后驾车险’是违法险种”,《民主与法制时报》,2003年9月9日,第10版;郭国汀:“关于所谓‘酒后驾车险’的法律分析”,《上海保险》,2003年第9期,第19页;赵苑达:“酒后驾车险弊大于利”,《中国保险报》,2003年9月10日,第5版。

    [2]罗璨:“责任保险扩张的法学分析”,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3月,第67-70页。

    [3]曹兴权:“走出责任保险伦理困境的观念路径”,《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01页。

    [4]谢绍芬:“酒后驾车可否投保商业型保险——台湾酒后驾车险的经验借鉴”,《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2期,第123页。

    [5]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6]叶延玺:“责任保险影响下的现代侵权法变革”,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4月,第39-40页。

    [7]王利明:“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若干问题”,《当代法学》,2008年第5期,第5页。

    [8]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61页。

    [9]同前引3,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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