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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世钧获奖案例|原告肖贵术、李秀兰诉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CQLSW.NET   2016-12-23   信息来源:重庆律师网   作者:倪世钧
    核心提示:在现实中,银行和保险公司联手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和保险法的不完善,把按揭申请方办理保险作为申办按揭的前提条件,在办理保险时又故意以银行作为受益人。

    本文系倪世钧原创,欢迎分享,媒体转载须注明作者和出处。

    本案例由倪世钧律师办理,并被重庆市律师协会评定为“十大民商事诉讼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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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奖现场

    一、本案案情

    原告肖贵术,男,汉族,系已故被保险人肖余明的父亲。

    原告李秀兰,女,汉族,系已故被保险人肖余明的母亲。

    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

    原告诉称:二原告之子肖余明,因向第三人申办购房按揭借款,遂按规定在被告处投保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B款综合保障险。2011年9月29日,被告通过代理单位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签发了ACHQ652C2911B000437V号《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B)》。该保单载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肖余明,保险人为本案被告,受益人为本案第三人,保险金额随贷款余额减少而递减,保险期间为24个月。该保单虽载有“就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等事先预制的格式条款内容,但字体和版面并不醒目,亦无投保人对应签署,就免责事项未作引人注意的提示或明确说明。2012年5月11日5时20分许,肖余明于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荆邑北路与凯旋路十字路口处因道路交通事故而死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其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其过错行为与事故无因果关系。肖余明未婚未育,二原告系其全部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二原告在清理其遗产遗物时,取得了依约保管于第三人处的前述保险单。

    又查明,截至出险日,借款人肖余明未偿还第三人的借款本息为人民币218787.44元。遂要求被告按前述金额及险种支付保险金。2013年4月1日,被告以“肖余明出险时所驾驶的机动车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系免责事项为由,书面通知拒赔。综上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应作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或明确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被告及其代理单位均未对免责事项作出前述提示或说明,保险事故发生后,又援引该依法并不能生效的免责条款,逃避其应当承担的保险责任。同时,因被告拒赔,二原告必须支付保险金等额的对价还清第三人处的借款本息,而后才能继承取得相应房产权属,故二原告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权诉讼。

    为此,原告谨具状诉至法院,请依法裁判:1、判令被告承担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B款综合保障险的保险责任,即依约向第三人支付保险金人民币218787.44元,以冲抵借款人肖余明向第三人借款的相应还款义务;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肖贵术、李秀兰在起诉时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列为第三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人参加诉讼只能由第三人自己申请参加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而不能由原告申请。其次,保险单上记载的受益人是第三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也只能是第三人享有。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原告不具有向被告请求支付保险金的主体资格。同时,根据交警部门认定,被保险人肖余明是无证驾驶无牌机动车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死亡,根据保险条款被保险人在此期间伤亡被告不承担责任。此免责情形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情形,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对此免责事由保险公司只要尽到了提示义务则视为该免责条款有效。被告已经把免责条款印制在保险凭证上,并将免责条款字体进行了加黑处理,被告尽到了提示义务,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陈述: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是涉案保险合同的唯一受益人。第三人对原告将其列为第三人没有异议,但是本案保险金应当支付给第三人。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肖贵术、李秀兰是否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二是肖余明无证驾驶无牌车辆出险,被告是否可以据此免除保险责任。

    三、代理思路

    依据现行的保险法,追索保险金的权利专属于投保人或受益人,但本案中,投保人已经死亡,而受益人系是银行,而银行只关注收取按揭款,如不还款,起诉拍卖所抵押的房产即可,且银行与保险公司又是保险业务代办关系。故本案银行方明确拒绝起诉保险公司,经原告交涉,仅交出了保单原件让原告自己去诉讼。如依保险法,本案根本就没法起诉。原告在委托本律师事务所前,曾咨询过大量法律专业人士,均被告知无法立案,律师代理本案的难点正是在于此。

    倪世钧律师接受委托后,起初制定的诉讼方案是依据借款合同,诉讼银行方不向保险公司索赔损害了肖贵术、李秀兰的利益。但律师查阅借款合同及按揭合同后发现,两份合同仅有借款人肖余明应当参保的约定,而对索赔并无约定。换言之,银行方向保险公司索赔并非合同义务,因而提起合同之诉很难胜诉。即使是依据法理上的“侵害债权”之说,由于债权能否成为侵权之客体,并无成文法的规定,亦难以操作,律师不得另觅良策。

    倪世钧研究案情后,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原告不付按揭款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均继承不了该房产”,而这一事实是能让法庭所采信的,遂据此提炼出“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律结论,而依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可以作为原告起诉。以此作为法律依据,代理律师制定了第二套诉讼方案,并得当事人的认可。

    依上述方案,代理律师以构建三方关系为基础,提出了诉讼请求,即原告虽然依据程序法有权起动诉讼,但实体法上受益人毕竟是银行,如按通常的付款诉讼请求,即请求被告支付原告款项,在法律上不会获得支持。为此,代理律师提出的诉讼方案是,以投保人的继承人为原告启动诉讼,保险公司为被告,银行为第三人,诉讼请求是被告向第三人支付保险款,如此,构建了三方关系,既利用了程序法有于己有利的法律规定,又避免了保险实体法上于己不利的规定。据此,代理律师说服渝中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得以立案。审理中,代理律师又对此提出专项代理意见,最终得到本案主审法官的采纳,判决认定本案原告有权诉讼,并最终完全胜诉。

    四、法院裁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二原告之子肖余明在被告处投保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B款综合保障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为肖余明,保险人为本案被告,受益人为本案第三人。后肖余明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交警部门认定,其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其过错行为与事故无因果关系。被告遂以“肖余明出险时所驾驶的机动车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系免责事项为由,书面通知拒赔,从而发生本案。

    法院认为:肖贵术、李秀兰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对肖余明在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无牌车辆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主张,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支付保险金218787.44元。

    五、相关法条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九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七条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三十条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一条 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内江市东兴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与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内江支公司保险合同赔付纠纷合同是否成立等请示一案的答复

    ……一般保险合同只要双方签字盖章,或者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该保险合同即应认定已经成立。……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六、法律评析

    第一、关于原告诉讼资格。原告诉讼资格是指当事人为获得某一纠纷的司法解决,而在该司法争端中所具有的充分利益,是对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的利害关联的描述。原告诉讼资格在法律上,即为诉的适法提起所必须具备的要件,亦称之为起诉要件,欠缺起诉要件,即使存在起诉行为,其起诉在诉讼法上也视为不成立或不存在。原因是,任何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均须以人的活动为前提,从法律关系三要素的相互关系考察,主体既是客体中物的占有者或行为的实施者,又是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没有适格的主体,自然不会产生相应的法律关系。

    从立法体例来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将原告资格规定于起诉条件之中,即“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系原告的法定起诉要件之一,意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所谓“直接利害关系”即指直接涉及原告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民事权益,也就意味着除非原告能提出证据来证明其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民事权益已遭受损害或有损害之虞,否则就缺失了起诉的资格。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决”要旨指出:“所谓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第三人,系指本诉讼之裁判效力及于第三人,该第三人私法之地位,因当事人之一造败诉,而将致受不利益,或本诉讼裁判之效力虽不及于第三人,该第三人私法上之地位,因当事人之一造败诉,于法律上或事实上依该裁判之内容或执行结果,将致受不利益者而言。”法理界,有学者认为,“利害关系”有三种类型:权利性关系、义务性关系和权利义务性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利害关系虽然包括权利、义务性关系,但主要侧重于义务性关系。

    在民事司法实务界,就“直接利害关系”的判定,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否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取决于起诉人的主观心态,即只要有提起民事诉讼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应当认为起诉人具备原告资格。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否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必须经人民法院审查后才能确认,这种审查包括了在起诉阶段的形式审查与审理阶段的实质审查。前述两种观点的区别,亦是诉权与胜诉权之分野。依现行立案登记制,在起诉阶段,对于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判断问题,只能由人民法院立案庭进行程序意义上的审查,这种审查因不涉及实体问题,它无须判断起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合理,所诉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真实充分。但须指出的是,本案诉讼时,我国民事立案登记制,尚未实施。

    具体到本案中,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和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但并没有规定保险金请求权专属于投保人和受益人,法律亦未明文禁止其他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向“受益人即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支付赔款,并非向“自己”支付赔款,将此法律赋予的诉权,不可简单的定性为保险金请求权。更为重要的是,本案受益人即第三人庭审时只是强调自己无责任,已默示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见,非要从保险金请求权的角度考察本案,第三人也在行使保险金请求权。本案险种虽是人身险,但原告主张的是金钱给付义务,属于财产权的范畴,并非身份关系,即使是人身权,其中的财产内容也是可以继承的,故并不存在原告不能取得继承权从而诉讼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原告的主体适格条件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如保险公司不支付赔款,原告必须自行支付对价,方能取得按揭房产,显然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具有法律规定的适格主体身份。

    第二、关于保险免责。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以协议排除或限制其未来责任的合同条款。免责条款是合同的组成部分,其制定同样必须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体现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因此,免责条款具有约定性。由于免责条款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或者限制未来的民事责任,对当事人的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其提出必须是明示的,不允许以默示方式作出,更不允许推定免责条款的存在。

    我国法律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合同中采用格式条款形式订立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在投保人投保时负有提示其注意并对该条款内容作出明确说明的义务。所谓提示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所谓明确说明则是指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无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保险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了向投保人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该条款本身无效的情形外,具有法律效力,投保人和保险人应当受该免责条款的约束。相反,如果保险人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效力。判断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的义务,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保险条款是否醒目以及有无被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签字确认。实践中,保险人通常都是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以特殊字体提示投保人注意,并要求投保人签字确认已阅读并了解本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须要提出的是,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并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

    具体到本案中,本案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生效,被告应予恪守并主动履行自己的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他字第09号答复明确“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该保险合同即应认定已经成立”。

    本案投保人虽未签署保险单证,但保险人通过代理机构已经向他签发了ACHQ652C2911B000437V号《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B)》,尔后,依据《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第18.1条的约定,将该保险单原件交第三人保管,现第三人又将一份保险单交付于原告,且被告在拒赔和诉讼之中亦无任何异议。故本案保险合同依法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同时,被告未尽提示的法定义务,免责条款于本案不生法律效力。无证驾驶虽为法定禁止情形,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亦不能免除被告作为保险人提示该条款的法定义务。该解释第十一条又明确,提示的方式为让免责“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本案中,保险单仅载有“就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由于不是“免责条款”本身,显然不构成提示。

    本案中,被告没有举示任何一份经投保人签署过免责条款的证据,证明已尽提示义务。庭审中,被告认为保险单的其中一联背面有免责条款,但原告所持的保险单背面并无此等内容,也无证据显示背面有免责条款的保险单在本案中,即肖余明投保时,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是真有如此一联,由于没有投保人的对应签署,亦不能证明被告已向投保人作了提示。

    更为重要的是,交警已认定被保险人死亡与无证驾驶之间无因果联系,故被告就此主张免责不成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之规定,本案免责条款“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应当理解为无证驾驶与其死亡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联系,此亦属法律责任的基本要素。本案中,交警已依法认定被保险的死亡与其无证驾驶行为之间并无因果联系,因此,无证驾驶免责条款并不适用。

    七、案例点评

    在现实中,银行和保险公司联手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和保险法的不完善,把按揭申请方办理保险作为申办按揭的前提条件,在办理保险时又故意以银行作为受益人。如此一来,在出了意外时,银行和保险公司处于同一战线,互不诉讼,投保人的亲属状告无门,实质上就成了投保人付了保费但得不到任何赔偿,极大的不公平。媒体披露,就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重庆有律师还专门提起过诉讼,但以败诉而告终。本案通过将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分解,构建三角关系进行诉讼,有效地解决了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有极强的社会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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