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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多枚印章效力认定裁判规则

    CQLSW.NET   2019-01-04   信息来源:文丰律师   作者:巴书志
    核心提示:或虽系第三人私刻企业印章而企业存在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出借企业借用资质并出借企业印章的行为,可能承担行政处罚降低资质等级。本文通过对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多枚印章法律责任认定裁判文书的梳理,总结企业多枚印章法律责任的裁判规则,为企业使用及管理印章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为了便于开展业务往往在相关机构备案印章外还存在其他印章,尤其在建设工程领域这种现象更加突出。企业存在多枚印章,对企业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如果企业对印章的使用管理不善,将有可能因第三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而承担法律责任;或虽系第三人私刻企业印章而企业存在过错承担相应责任;出借企业借用资质并出借企业印章的行为,可能承担行政处罚降低资质等级。本文通过对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多枚印章法律责任认定裁判文书的梳理,总结企业多枚印章法律责任的裁判规则,为企业使用及管理印章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一、企业承担责任的情形

    1、不能排除企业同时使用多枚印章的可能性,在涉案印章使用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创业路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创业路支行)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深圳国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会计所)侵权纠纷一案,案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528号。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04年4月27日的《银行进帐单》、《帐户明细帐信息》、《银行询证函》三份资金文件上,均盖有“平安银行创业路支行”印章,其中《银行询证函》上还盖有平安银行创业路支行当时经办人刘少平的私章。平安银行创业路支行虽然主张上述文件上的印章与其真实印章不一致,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排除其同时使用多枚印章的可能性。因此,该《结算收费凭证》与上述三份资金证明相互印证,构成本案的证据链,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平安银行创业路支行在虚假资金证明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2、企业单方委托司法鉴定印章不能排除该企业存在实际使用多枚印章的可能,应在印章使用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晋通煤炭物流有限公司、北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山西省煤炭运销集团晋通煤炭物流有限公司、北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991号。

    虽晋通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红色图形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但因该鉴定系晋通公司单方委托,并非本案诉讼程序中的司法鉴定,亦不能排除晋通公司存在实际使用多枚印章的可能,且晋通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自认了上述函件及说明的真实性,故该鉴定结论不能推翻二审判决关于晋通公司应对泰东公司欠付北新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认定。

    3、相对人已尽到已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印章是否系伪造不影响对企业担保行为效力的认定。

    中城建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建公司)与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以下简称南京航道局)、广东云清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云清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562号。

    刘某作为中城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中城建公司名义为广东云清公司提供担保,并向南京航道局提交了该公司《董事会决议》,南京航道局据此有理由相信中城建公司为广东云清公司提供担保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在签署协议时,南京航道局要求担保人中城建公司提供《董事会决议》,已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对中城建公司的印章及《董事会决议》内容是否真实,没有实质审查义务。因此,本案中城建公司的印章及《董事会决议》是否系伪造,不影响对中城建公司担保行为效力的认定。

    4、企业不能证明其印章的唯一性,案涉工程的施工负责人经手的工程款应认定系代表该企业的职务行为。

    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昆仑公司)与安徽新贝发制笔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贝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25号。

    浙江昆仑公司虽对《任命书》上印章真实性提出了异议,但浙江昆仑公司不能证明其印章的唯一性。虽然双方《施工补充协议》中曾约定浙江昆仑公司的项目经理是赵华君,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赵华君实际参与了工程的管理,故不能否定何保卫的施工负责人的身份。2013年1月29日安徽来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来经开函(2013)17号《关于要求安徽新贝发制笔城有限公司向安徽来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汇付1388.3391万元的函》中亦有何保卫签字的申请。因此,何保卫系浙江昆仑公司案涉工程的施工负责人,其经手的工程款应认定系代表浙江昆仑公司的职务行为。

    5、企业未及时收回印章被使用构成表见代理的,企业应当承担责任。

    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以下简称达濠公司)与陈文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抗字第2号。

    在杨太锡以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名义与京顺泽公司开展钢材购销交易中,其上加盖的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章恰恰是前述达濠公司已于2007年1月从胡命和处收回的04年财务章,使得杨太锡对外具有了其有权代表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的权利外观,陈文清基于对此种权利外观的信赖参与到案涉交易,其有理由相信杨太锡具有代理权,不应认定陈文清对此负有过错。应当认定杨太锡在与陈文清的交易中构成对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表见代理,达濠公司北京分公司应当就案涉欠条向陈文清承担付款责任。

    6、加盖争议企业印章合同已备案,该印章是否伪造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及民事效力。

    重庆玉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屏公司)与重庆市江北区海伟钢管租赁站(以下简称海伟租赁站)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民再3号。

    本案中,玉屏公司认可其依据与嘉江房产公司所签的该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发包方嘉江房产公司进行了结算且将该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为所承包工程的施工资料进行了备案存档,虽然玉屏公司认为该枚印章系伪造,但因玉屏公司已经依据同一枚印章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发包方嘉江房产公司进行了结算且将该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为所承包工程的施工资料进行了备案存档,故该印章是否系伪造、是否与玉屏公司所使用的印章属同一枚印章并不影响《建筑材料租赁合同》的成立及民事效力。

    7、企业分支机构负责人出具借条加盖企业印章系履行职务行为,该印章是否伪造不影响由企业承担还款责任。

    河南永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河南永畅公司)与张珍,河南永畅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简称永畅亳州分公司)、张振华、朱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终476号。

    根据本院(2017)皖民终29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充分证据证明河南永畅公司在其经营过程中存在多次使用不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印章的情形,且河南永畅公司对永畅亳州分公司在工商部门设立并以该分公司名义具体负责承揽工程,实际由张振华负责等事宜均系明知,本院不再赘述。基于河南永畅公司对张振华有明确授权的事实,其作为永畅亳州分公司负责人出具借条,并加盖分公司印章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故公安机关对张振华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罪的侦查结果,并不影响河南永畅公司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8、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即使企业印章系行为人伪造,企业同样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安徽六安皖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振公司)与河南城建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张荣运、一审第三人六安宝祥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祥置业公司,原名称为六安华润置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746号。

    本案中,张荣运以城建公司名义承接了新安名城一期Ⅱ标段2#、6#楼工程,而案涉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亦系张荣运以城建公司名义签订并加盖了城建公司公章,且现有证据也可以认定皖振公司已按该购销合同约定向涉案工程供应过混凝土。城建公司虽上诉称该购销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张荣运伪造,但皖振公司作为相对方,有理由相信张荣运有权代表城建公司,而张荣运基于前述工程施工需要签订案涉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也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因此,即使城建公司公章系张荣运伪造,张荣运的行为也构成表见代理,城建公司同样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

    9、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中加盖私刻企业印章并签字确认,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理应由该企业承担。

    西安研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苑公司)与浙江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西安冠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城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592号。

    虽陈荔城因研苑公司被伪造公司印章案由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立案侦查,但现无充分证据证明本案《保证合同》公章涉嫌伪造。且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陕民二初字第00017号民事判决事实认定等材料可见研苑公司在对外活动中存在使用不同公章的情形,本案原审中,研苑公司亦曾加盖尾号“7910”的公章参与诉讼。退一步说,即使所盖研苑公司公章确实系私刻,但陈荔城作为时任研苑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保证合同》中签字确认,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应认定代表研苑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其法律后果理应由研苑公司承担。

    10、企业存在使用多枚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系他人代签的情形,作为合同相对方已尽到谨慎义务,企业应当承担构成表见代理的法律责任。

    刘尧生与被申请人湖南省直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省直公司)、陈全胜、广东金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金凤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民再10号。

    陈全胜因无建筑施工资质,省直公司未同意其挂靠,但没有及时收回《授权委托书》、《印章启用通知》。012年7月18日陈全胜与刘尧生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合同供方为刘尧生,需方为陈全胜、省直公司,并加盖了阳江分公司项目部公章。刘尧生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一般行为人,在合同需方明确了购买主体为省直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亦查看了陈全胜持有的省直公司2012年6月20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2012年6月24日出具的《印章启用通知》和工地宣传牌,尽到了交易行为中一般行为人的谨慎、注意义务。刘尧生有理由相信陈全胜是代表省直公司签订合同,陈全胜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省直公司应当承担陈全胜欠付钢材款的支付义务。

    11、企业对外使用的印章只要在某一交易中承认其效力,不论该印章是否私刻,均不得在另一交易中否定其效力。

    荆州市长江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曾晓玉、江强、张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再87号。

    江强私刻印章的动因是因为荆州市长江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函启用的印章一时找不见,而申报资料需用印章,江强遂电话报告荆州市长江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洪,称其欲私刻印章急用。江强用私刻印章在申报资料上盖章,该行为已经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其后,江强又用该私刻印章在承诺书上盖章,该行为也应具有法律效力。尽管荆州市长江宏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明知该私刻印章存在并使用,但未采取措施防止相对人的利益受损,其应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利后果。

    二、企业不承担责任的情形

    1、所加盖企业印章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并无证据证明该企业曾经使用过的印章,不能证明该企业同意承担担保责任。

    王广军与中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住公司)、闫真建、李爱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709号。

    首先,从供货协议的文本看,不足以认定中住公司作出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根据原判查明事实,案涉供货合同由闫真建、李爱军所签,担保人处加盖中住公司的印章。经鉴定,所加盖中住公司印章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王广军主张案涉供货合同加盖印章是中住公司曾经使用过的印章,但是未予举证证明。中住公司承认曾使用过尾号为“4623”的印章,但是否认案涉合同加盖印章是其曾经使用过的印章。虽然部分供货协议有闫真建手写的“崔总”及其电话,但是因其并非“崔总”本人签字,并不能证明中住公司同意承担担保责任。

    2、相对人对争议印章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不能认定构成表见代理。

    四川省泸州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泸州三建)与四川青神新久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久源公司)、青神县青竹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青竹公司)、石永建债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200号。

    就《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泸州三建印章而言,石永建虽声称系泸州三建“康定印象商业项目”印章,新久源公司亦陈述石永建持《授权委托书》与其协商付款时告知其该印章系泸州三建“康定印象商业项目”印章,但肉眼可见该印章与泸州三建备案的“康定印象商业项目”印章明显不同,系属伪造。《授权委托书》《债务清偿协议》《债务清偿补充协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明显有损泸州三建的合法利益,新久源公司具备向泸州三建进行核实的便利条件而未尽审查义务,不构成表见代理。

    3、合同加盖的印章非企业对外使用的印章,不能证明是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未成立。

    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以下简称兴隆煤矿)与朱利美以及原审被告贵州绿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恒公司)、孙俊、孙文选、孙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565号。

    签约日期2013年3月10日、甲方朱利美、乙方兴隆煤矿、孙俊、孙文选、孙剑的《保证合同》其尾部乙方部位留有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文与样本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章盖印而成。即该鉴定意见足以证明《保证合同》乙方处加盖的“毕节地区大方县普底乡兴隆煤矿”印章非兴隆煤矿对外使用的印章,不能证明案涉借款担保是兴隆煤矿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保证合同》在兴隆煤矿与朱利美之间未成立。

    4、本案借据上加盖的企业印章存疑,没有证据证明企业在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过,且已为相关部门接受、确认,企业不承担责任。

    龚永鸿与新疆泰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新公司)、乌鲁木齐市泰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分公司(以下简称泰新第二分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7)新民申1458号。

    龚永鸿提供的借据,存在"收"改"借"的瑕疵,且“借据”加盖的印章与泰新第二分公司银行预留印鉴上的印章印文不符,龚永鸿未能给予合理解释;龚永鸿提供的泰新第二分公司向金宇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收据(编号:0112830)、伊犁州师范学院奎屯校区工程合同书、奎屯市开干齐乡政府安居富民房工程竣工报告等证据,均系复印件,印章印文不清,真实性无法确认。从上述证据来看,本案借据上加盖的印章存疑,龚永鸿亦未提供证据证实借据上加盖的印章,泰新第二分公司在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过,且已为相关部门接受、确认,故原审认定收取龚永鸿48万元属于王兴国的个人行为,并无不妥。

    5、争议印章与企业备案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没有证据证明企业在该期间或之前的经营管理中还使用过另一枚印章,争议文书不发生法律效力。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信托公司)与成都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四建)、原审被告成都森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宇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终1015号。

    经鉴定机构鉴定,该《承诺函》上加盖的成都四建的印章与成都四建在该《承诺函》出具期间在公安机关备案并使用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中原信托公司虽主张成都四建在经营管理中可能使用多枚印章,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成都四建在该期间或之前的经营管理中还使用过除前述供鉴定比对样本之外的另一枚印章,中原信托该主张不予采纳。中原信托公司虽还主张该《承诺函》系成都四建工作人员在森宇公司办公场所现场出具,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不能成立。

    6、没有证据证明争议印章系获得企业的授权刻制项目部公章,不能构成表见代理。

    武国强与被北京市宏达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及单春河、张海申、刘海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申3540号

    本院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将工程建筑资质出借给杨树清,授权杨树清负责富丽广场项目,杨树清又将工程转包给单春河,单春河并没有获得被申请人的授权,也没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认可单春河、刘海东刻制项目部公章,单春河的借款行为不能构成表见代理。

    7、争议印章与企业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相对人作为应有健全治理机构的法人企业自行承担商业往来中判断失当的法律风险。

    绵阳风物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物公司)不服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7执异22号执行裁定,申请复议。案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执复101号。

    本案中,康巴公司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明确表示其未曾提供执行担保,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亦未提供康巴公司同意提供执行担保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且西政鉴定中心鉴定意见认为案涉“执行担保承诺书”上康巴公司公章印文与实验样本原件上同名样本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故缺乏充分证据认定康巴公司存在为案涉债务提供执行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案涉“执行担保承诺书”提交法院时段,康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胡湧,即使如风物公司所称刘军为彼时康巴公司的实际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刘军亦无权代表康巴公司对外作出有效的法律行为,风物公司作为应有健全治理机构的法人企业对此应当明知,应当自行承担商业往来中判断失当的法律风险,无权要求法院认定刘军所为构成执行担保的表见代理。

    综上所述,根据上述判例显示,企业存在多枚印章的风险大部分来自使用管理不善造成的。为防范该风险,企业应当尽量避免刻制多枚印章,确保印章的使用管理在企业的严格控制下,即使确实因业务需要,企业存在多枚印章,也要对该印章专人管理使用,并严格规定使用规章制度,该相关业务完毕即时收回或销毁。如发现未经公司许可擅自使用或伪造公司印章,应及时追究相关责任的法律责任,避免类似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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