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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院公报(2019年第5期、第6期):典型案例4则

    CQLSW.NET   2019-07-10   信息来源:天同诉讼圈   作者:陈枝辉
    核心提示:当事人在二审判决后委托评估机构所作虚假评估报告,非再审新证据,评估机构和人员因妨碍诉讼活动应予处罚。

    【规则摘要】

    1.明知债务已清偿而滥诉,致担保人损失,构成侵权

    ——债权人和债务人明知债务已清偿而滥用诉讼权利损害担保人合法权益,造成担保人损失的,应共同侵权损害赔偿。

    2.二审判决后的虚假评估报告,不得作为再审新证据

    ——当事人在二审判决后委托评估机构所作虚假评估报告,非再审新证据,评估机构和人员因妨碍诉讼活动应予处罚。

    3.数个不同时期行为间接结合,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行为人在不同时期的数个行为密切结合致使火灾发生,侵权行为、致害原因前后相继而非叠加,应各自相应担责。

    4.对不可抗力限责格式条款,应作有利于购房者解释

    ——对责任限制型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应认定诚实信用原则下的购房者信赖利益价值高于开发商责任风险限定利益。

    【规则详解】

    1.明知债务已清偿而滥诉,致担保人损失,构成侵权

    ——债权人和债务人明知债务已清偿而滥用诉讼权利损害担保人合法权益,造成担保人损失的,应共同侵权损害赔偿。

    标签:|财产保全|保全错误|诉讼程序|虚假诉讼|共同侵权

    案情简介:2016年1月,担保公司起诉小额贷款公司、装备公司,并申请对装备公司账户资金200万元申请财产保全。在债务清偿后,担保公司未及时撤回起诉及解除保全,又以小额贷款公司欠其借款1800万元、装备公司依约承担反担保责任为由另诉,导致装备公司账户继续被查封。因小额贷款公司一审中消极应诉,装备公司败诉。二审中,经法院查明,小额贷款公司已给付担保公司全部代偿款,故改判驳回担保公司诉请。装备公司据此诉请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赔偿其律师费47万元等损失。

    法院认为:①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需具备侵权人具有过错、侵权人实施了违法行为、被侵害人有损害结果、侵权人行为与被侵害人侵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②本案中,小额贷款公司于2016年3月分四次给付担保公司的1800万元,其每次均在付款单据用途一栏中注明为“代偿”。生效判决已明确认定前述款项系偿还担保公司的代偿款。担保公司在收取款项时对小额贷款公司注明的“代偿”用途明知,但其对此未提出过异议,应视为担保公司对小额贷款公司向其支付的1800万元系代偿款是清楚和明知的。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22条规定:“引导当事人诚信理性诉讼。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小额贷款公司欠担保公司代偿款一经清偿,债务即消灭。担保公司在明知债务已清偿,且在有数家公司为反担保人情况下,仅向装备公司追偿,存在明显过错,系滥用诉讼权利。小额贷款公司在其代偿申请表、付款单据、付款回单及财务记账凭证中,均明确载明其于2016年3月给付担保公司的1800万元系代偿款情况下,消极应诉,不抗辩、不提供已清偿证据,且认同担保公司主张,亦存在明显过错。由于二者行为致装备公司一审败诉,给装备公司造成讼累,侵害装备公司合法权益,构成共同侵权,故装备公司为应诉所支出47万元律师费,系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侵权行为给装备公司造成的直接损失,判决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共同赔偿装备公司支付律师费损失47万元。

    实务要点:债权人和债务人明知债务已清偿,仍通过滥用诉讼权利方式损害担保人合法权益,造成担保人损失的,应共同侵权损害赔偿。

    案例索引:江苏南京中院(2018)苏01民终1228号“某装备公司与某小额贷款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见《南京市高淳县飞达教育技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诉南京市高淳区隆兴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江苏金创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906/272:40)。

    2.二审判决后的虚假评估报告,不得作为再审新证据

    ——当事人在二审判决后委托评估机构所作虚假评估报告,非再审新证据,评估机构和人员因妨碍诉讼活动应予处罚。

    标签:|诉讼程序|再审启动|证据规则|新证据|评估报告

    案情简介:2009年,市政府发布禁止在项目用地范围内抢栽抢种的公告。2011年,3年前即在承包土地上从事苗木繁育的魏某栽种2万余株林木。2013年,市政府发布征地拆迁补偿方案,确定苗木补偿标准每株50元。2014年,市政府以魏某抢栽抢种为由清除其林木。魏某起诉,一、二审均判决市政府按每株50元标准赔偿魏某110万余元。2015年,市政府委托评估所鉴定,结论为魏某所栽林木每株价格应为5元,市政府以此作为新证据申请再审。

    法院认为:①对集体土地上抢建抢种行为认定,应以土地征收并发布征地公告为前提。市政府提交证据不能证明魏某使用的土地已经有权机关批准征收并发布了征地公告。同时,根据魏某举证,可证明其在2008年前即一直从事繁育销售木苗经营活动,在征地拆迁前,魏某并未改变原种植种类,亦未实施抢栽抢建行为,市政府以此为由强制清除造成魏某财产损失,应予依法赔偿。②《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8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受到损害财产的市场价值。市政府违法强制清除魏某栽种林木,应按市场评估价予以赔偿。在林木已被强制清除、无法按现状进行评估情况下,原审参照市政府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每株50元标准予以赔偿,体现了市场价格赔偿的基本原则。市政府关于每株补偿标准仅针对成树而非树苗,但从补偿方案表述看,并不能得出此结论,且市政府亦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2条规定,再审新证据是指以下新证据:(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本案中,市政府在一、二审程序中,均未对涉案林木价格申请评估,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委托评估机构所作评估结论,明显不属于应当再审的新证据。④评估所接受市政府委托并作出评估报告,严重违反评估程序,评估结论无事实依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涉案林木赔偿价格依据。评估所所作评估报告,属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法院审理案件行为,故在裁定驳回市政府再审申请同时,依《行政诉讼法》第59条第1款第2项及第2款规定,对评估所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处以1万元、2000元不等的罚款处罚。

    实务要点:当事人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委托评估机构所作虚假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再审新证据,评估机构和人员因妨碍诉讼活动应予处罚。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5)行监字第1921号“魏某等与某市政府行政赔偿纠纷案”,见《魏淑英、齐帅与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政府强制清除地上物并行政赔偿案》(审判长郭修江,审判员董华、范向阳),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907/273:35);另见《行政诉讼中对资产评估报告的审查及处理》(蔡小雪、郭修江、熊俊勇,最高院),载《人民司法·案例》(201608:89)。

    3.数个不同时期行为间接结合,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行为人在不同时期的数个行为密切结合致使火灾发生,侵权行为、致害原因前后相继而非叠加,应各自相应担责。

    标签:|侵权|多因一果|物业纠纷|火灾事故

    案情简介:2011年,因大厦酒店住客李某燃放烟花,引燃塑料草坪和外墙保温材料致大厦被烧、赵某房屋受损。李某因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013年,赵某诉请物业公司及开发公司赔偿房屋损失、租金损失、室内财产损失等600万余元。

    法院认为:①开发公司采用不具备防火性能的建筑材料,客观上增加了建筑物消防安全隐患,直接危及建筑物及附近地区的局部区域的公共安全。开发公司作为建设单位,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明显具有过错。赵某作为购房人正常使用所购房产,并无过错。开发公司过错与赵某损失间存在因果关系,理应按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并不以大厦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消防分包工程已经审批、外保温层国家标准出台在后等原因而免责。②物业服务企业依法或依约在物业管理区域内附有安全防范义务,应协助做好安全事故、隐患等的防范、制止或救助工作。第三人原因致损,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到专业管理人的谨慎注意义务的,应在其能预见和防范范围内承担相应补充责任。本案中,综合考虑到物业公司火灾发生在大厦室外停车场、大厦周边属于开放式街区,物业自有区域与市政公共区域并未明显界分,且物业公司未能适当履行物业安全防范职责与火灾发生间存在关联关系,物业公司应承担相应侵权赔偿民事责任。③生效刑事判决和案涉火灾事故认定书认定,案外人燃放烟花构成失火罪,系造成大厦火灾的主要原因。开发公司铺设易燃物品引燃外墙建筑材料,进而形成立体燃烧,导致火势扩大、蔓延是损失发生的过程。即,本案火灾是多因一果的结果,侵权行为、致害原因前后接继而非叠加。案涉各方对火灾发生均有重大过失,但均非故意追求损害后果,开发公司过错亦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失,不应对受害人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开发公司毕竟并非主动积极的行为致赵某权益受损,亦不应承担主要责任。物业公司在物业安全防范方面未尽责,存在管理疏漏,具有过错,但其行为并未直接导致火灾发生。因开发公司等侵权导致赵某的民事权益受损,由开发公司等首先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应在其预见和能防范范围内承担相应补充责任。案涉侵权各方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而是各方在不同时期的数个行为密切结合致使火灾发生,进而造成赵某损失。《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判决开发公司赔偿赵某租金及室内财产损失40%即74万余元,物业公司在30%即56万余元损失额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实务要点:行为人在不同时期的数个行为密切结合致使火灾发生,侵权行为、致害原因前后相继而非叠加,行为人对火灾发生均有重大过失,但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206号“赵某与某开发公司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见《赵淑华与沈阳皇朝万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沈阳中一万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审判长冯小光,审判员万挺、潘杰),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905/271:30)。

    4.对不可抗力限责格式条款,应作有利于购房者解释

    ——对责任限制型格式条款发生争议时,应认定诚实信用原则下的购房者信赖利益价值高于开发商责任风险限定利益。

    标签:|合同解释|诚实信用|房屋买卖|逾期交房|违约责任|不可抗力

    案情简介:2015年,张某与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2015年12月31日前交房,同时约定:导致不能按期交房的“其他难以预计的客观情况”包括供水、供电、煤气、排水、通讯、网络、道路等公共配套设施的延误,发生上述情况不属于开发公司逾期交房;“因市政配套的批准与安装”等“无法预计、无法避免或控制、无法克服的事件和情况”,开发公司可顺延约定的交房日期。2016年7月1日,开发公司交房。张某诉请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开发公司以施工过程中出现小区沿河道路和煤气配套公共管道安装和对接的不可抗力情形而主张免责。

    法院认为:①系争责任限制条款属开发公司事先拟定,并在房屋销售中重复使用的条款,属格式条款范畴。系争责任限制条款使用了小号字体,且根据当事人陈述的签约过程分析,开发公司并未采取足以引起注意的方式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9条规定,赵某可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系争责任限制条款虽以列举免责事项方式限制了逾期交房违约责任范围,但并未绝对免除开发公司违约责任。因张某在法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内并未申请撤销该条款,故该条款仍属有效。②配套工程施工虽不在开发公司受让地块范围之内,但作为一家专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配套工程出现延误的理论可能性是其在建造之初即能预见的,其制订系争责任限制条款目的亦正是在于防范此类风险,故系争责任限制条款所列举事项中包括“煤气、道路公共配套设施”,但在对此类事项概括性定义中使用了开发公司“难以预计”“无法预见”表述,是对列举事项所作错误描述,此类事项不属于法定可免责的“不可抗力”范畴。但在列举事项已具体明确前提下,该表述并不影响双方就责任限制所达成的基础合意,不构成完全排除该条款适用事由。开发公司明知配套工程完成是整体竣工验收前提条件,应对配套工程具体进展保持关注,据此预判实际可交房时间。从本案查明事实看,“配套工程延误导致逾期交付房屋”在2015年3月27日虽还不是确定发生的事实,但亦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可能性,而是开发公司已知的现实存在的显著风险。交房期限是购房者选择购房的重要考量因素,在未收到风险告知情况下,购房者无法对交房期限实际可行性进行有效评估,在签约时陷入了信息不对称的意思状态。开发公司虽然期望障碍因素能在后续履行中消除,但土地征收问题导致的施工停滞是根本性的延误因素,该因素并非开发公司可主观控制范围,且依常理判断,土地征收需履行法律规定程序,无法于短期内得到快速解决。在交房期限事实上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前提下,开发公司的风险隐瞒行为可能对购房者信赖利益造成实际损失,故开发公司不能以后续可能追赶进度为由免除自身告知义务。系争预售合同签订时,开发公司未对张某告知相应风险,违反了合同约定的告知义务。③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在建商品房的销售合同,不同购房者的签约时间对应着不同的建设进度,购房者不知晓具体进度情况,不具备对交房期限可行性的判断能力。而交房期限条款也是由开发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其可根据实际建设进度在签约时调整交房期限。本案中,在未被告知已存在现实风险情况下,应认定购房者与开发公司所达成责任限制合意,是建立在购房者对交房期限具有现实合理性的信赖基础上。由于开发公司单方隐瞒了现实延误风险,且有能力重新规划交房期限,购房者有理由相信开发公司对交房期限的现实可行性作出了承诺:该期限充分吸收了开发公司已知的实际进度条件,原有的风险事项能够及时消除,如未在后续履行中出现新的免责事项,则在该期限内能够实现交房,故张某主张双方约定的风险转移范围是针对后续履行中出现的风险事项,不应包括已纳入交房期限考量因素的现实条件,符合《合同法》第125条的诚实信用解释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下的购房者信赖利益价值高于格式条款提供者开发公司的责任风险限定利益。交房期限条款与系争责任限制条款之间的互补逻辑关系应解释为:系争责任限制条款的适用范围限于签约后发生的不确定风险事项,不能适用于签约时被隐瞒的现实风险事项。开发公司以配套工程延误为由,主张在本案中适用系争责任限制条款,抗辩张某的逾期交房违约金请求权,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开发公司支付张某逾期交房违约金3.2万余元。

    实务要点:对“不可抗力”责任限制型格式条款产生争议时,诚实信用原则下的购房者信赖利益价值,应高于格式条款提供者开发公司的责任风险限定利益。

    案例索引:上海一中院(2017)沪01民终9095号“张某与某开发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见《张宇、张霞诉上海亚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905/2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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