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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名为群众打官司的律师值得骄傲
    CQLSW.NET   2018-09-04   信息来源:广州律协    作者:詹小彤
    核心提示:我在平凡的律师工作中感受着我国法制建设和律师制度发展的步伐,律师的日常工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律师业务越来越细分,新的业务领域不断出现,而律师的工作方式也从最原始的手工书写发展到现在的智能型办公环境,身处其中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律师行业中,我是一名从业三十多年的普通律师。八十年代初,当年年青人的就业都与父辈有点关联。七十年代末,我国的律师制度刚恢复,我的父亲回到广州市法律顾问处从事律师工作,刚好我也是学法律的,1986年通过了第一次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就顺理成章的当了一名律师,一直执业至今。一晃不觉已三十多年,我在平凡的律师工作中感受着我国法制建设和律师制度发展的步伐,律师的日常工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律师业务越来越细分,新的业务领域不断出现,而律师的工作方式也从最原始的手工书写发展到现在的智能型办公环境,身处其中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记得当年,我被分配到广州市越秀律师事务所,所里原来只有四位年过五十的老律师,他们也是在律师制度恢复后执业才几年的律师,所谓老仅是指年龄的老,而不是从业时间长。而和我一起分配来的是四位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整个所一共只有八名律师,年龄差距悬殊,也是当时我国律师年龄断层、青黄不接的普遍现象。八十年代,律师主要业务是传统上的刑事辩护和公民之间的民事诉讼代理。广州的律师也就一百来人,由于人手不足,我们这些工作不久的年轻律师就被推到前面独立出庭办案。我们只能是边工作边学习,但是这样也使我在律师工作中成长得更快。当年办理的刑事辩护案,阅卷的环节是在法庭审理阶段。阅卷时没有复印机可供律师复印,不像现在这样,检查机关还提供案件全案材料的光盘,可供律师随时阅读。而案卷除了法律文书外所有的讯问笔录包括调查材料都是公安人员手写记录的。面对厚厚的卷宗材料,我的阅卷方式是先把起诉书阅读几遍,再带着问题将案卷认真阅读,不同公安人员的字迹不一样,还要学会辨认不同的字迹内容。当时阅卷全靠手抄,而案卷不可能全部内容都抄录下来,只能将关键的内容摘抄,其余的则要牢记在脑海里,在开庭时要知道公诉人宣读证据时是否有遗漏或隐瞒、被告的供述是否与原来的一致,并且要及时在法庭上作出回应。我在开庭时并没有感到紧张,反而凭着一腔热情去为被告辩护,这也锻炼了我成长更快。

    于当年的律师业务主要以刑事和民事诉讼为主,我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来了,当了一名出庭打官司的诉讼律师。我是在广州长大的,八十年代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房屋租赁和落实华侨房屋的纠纷以及婚姻纠纷。我的客户大多是广州地区的老百姓,几十年来亲戚朋友,街坊邻里前来咨询的不少。无论案件复杂或简单,无论争议标的大小,都一视同仁、认真对待,详细研究案情作出诉讼的思路,并且基本上我都是亲自出庭参加诉讼。我从二十多年前,天天忙于应付各个法院安排的庭审,到如今我是以一种享受律师职业的心态出庭。我认为,一个有三十多年经验的诉讼律师不出庭,无疑是脱下了律师袍,放下了武器,再也无战斗力了。

    在三十多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虽然不乏多次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庭或在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参加仲裁的闪亮经历,但对我来说,最值得回忆的是一件件看似微不足道的群众的官司。其实,一般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政策的理解很有限,在法庭上往往是弱者,更需要律师给他们讲解法律,解释他们的疑惑和不安,帮助他们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我从二〇一二年开始担任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的专家,几年来我坚持定期在援助中心的大厅接待来访,来求助法律援助的往往是生活在贫困线下,所面临的困难也是亟待解决的。在这里,我看到了公平和正义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更感到律师责任的重大,做一个律师应该从为老百姓解决微小的法律问题做起。

    在我还是青年律师的时候,办理过一宗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特殊离婚案,该案的特殊在于一对刚结婚不久的夫妻,男方突发精神病,砍断了女方的几只手指,男方被刑事拘留后,经鉴定为间歇性精神病。由于男方实施了暴力,一直被羁押在看守所。女方成了失去几只手指的伤残病人,无法接受男方造成的伤害,基于此,女方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并聘请我为代理人。在九十年代初,国人的婚姻观念包括法院的指导思想都不会轻易解除婚姻关系,况且男方在患病期间。首先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是由于男方最初被鉴定为精神病人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对簿公堂的将是男方监护人即其父母。实际上是女方与自己的公公婆婆打官司,由此可以想像,男方已是精神病人,哪个父母愿意自己的儿子离婚,这是摆在面前的难题。当时人民法院对婚姻案件很注重调解,我向法庭提出要到看守所与男方见面,听听其意见,我的请求得到了法庭的同意。于是我在看守所见到了男方,至今我还记得他戴着一副眼镜很斯文,他知道我是女方的律师,对自己所做的事很后悔,多次说觉得对不起女方,我一边引导他怎样解决与女方的婚姻关系、建议调解离婚,一边观察他的言行,感觉他思路清晰、语言条理清楚,回答问题准确并同意离婚,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现在的精神状况很正常。回来后,我向法庭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向法庭申请对男方再次进行精神病鉴定,法官很重视,亲自到看守所见男方,进一步核实我反映的情况后决定进行再鉴定。经过鉴定,男方为间歇性精神病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在诉讼期间并无病发,可以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其同意离婚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这个结论令人振奋。由于男方仍羁押在看守所,法庭决定在看守所内开庭,当年看守所也是很落后的,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房间里进行了庭审,在法庭的主持下,男女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解除了婚姻关系。这是我律师生涯中唯一次代理民事案件是在看守所开庭的,真是一宗值得回忆的特殊案例。

    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前夕,我受广州市司法局的派遣到香港工作。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年凭着一股冲劲,也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踏上了回归前夕香港的土地。要在陌生的东方之珠闯出一片天地确实不易,由于两地法律制度不同,加上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多年,当年信息也不发达,香港市民对中国法律知之甚少,甚至产生误会。到香港后我积极联系香港律师,拜会与中国大陆有贸易往来的公司、社团,与他们建立关系。当时很多香港企业都在广东境内进行投资,我就将重点放在港商在大陆投资的法律事务上,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受邀为他们作投资中国内地须注意的法律问题专题讲座,同时利用自己粤港两地往来的便捷和香港律师合作,为他们的客户提供中国法律意见,又将自己原有的有意向在香港投资的客户介绍给香港律师,这样很快地与香港律师建立了互动的良好关系,也结交了很多香港朋友,工作的局面也打开了。为香港市民提供法律咨询确实与在国内大陆不同,他们往往会与香港法律相比较。我也向香港律师虚心请教香港法律,这样更利于我向香港市民宣传中国法律。在香港工作的五年里,我代理了大量的香港公司和市民在中国大陆的诉讼案件,也亲身感受到香港人对大陆法律需求的日益增长,及大陆律师的越来越信任。其中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上诉案件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最高人民法院庄严的法庭。后来,香港政府的出口信用保险局也找到我,要求我为他们投保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诉讼提供法律帮助。我的工作是越来越忙,由于涉及两地的关系,我通常是在香港接待客户然后回大陆开展工作,虽然比起在内地做律师累,但很充实。

    在香港工作的五年,我也对香港的法律渐渐有所了解。后来,我还在《中国律师》杂志发表了《内地与香港离婚制度的比较》的文章,这段工作经历丰富了我的律师经历,在香港律师身上也学到了他们的那种专业精神及对法律意识的执着,也影响和改变了我日后的工作方式,走向更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

    为一名诉讼律师,在日常工作中总是显得忙忙碌碌,每天穿行于各级法院,代理群众日常的普通案件,同时还要不断学习新法规、吸收新知识,这就是律师职业的主旋律。有段时间我为少数民族人员涉及的毒品案件当辩护人,特别是维吾尔族人涉毒案有他们的特点,普遍存在汉语不通,文化水平低,毫无法律观念,老乡情结重,被人利用参与犯罪的情况。作为律师在会见他们时,既要进行法制宣传,分析解答法律问题,引导他们正确陈述案情,又要注意宣传我国的民族政策,着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这类案中,我曾为一名维吾尔族妇女作无罪辩护,最后被法院作出无罪的判决,起诉书指控的我当事人与他人一起共同贩卖几十公斤海洛因,如果罪名成立我的当事人可能面临死刑的刑罚。对于这么严重的刑事案件,仔细阅卷是首要任务,我注意到在交易现场,并无我的当事人出现,是其他被告人指认我的当事人指使双方进行交易。为了弄清案情,我多次会见当事人,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第一次去会见时不知道这名维吾尔族妇女听不懂汉语,没有带翻译前去。由于维吾尔族人的名字有很多同音,看守所工作人员给我带来了一个维吾尔族妇女,也不太懂汉语,对我提出的问题感到漠然。当时我意识到有可能看守所工作人员给我带错人了。后来,我带上维语翻译一起再去看守所,果然上次是见错人了。通过翻译,我顺利地了解到了案情,基于案件的证据不能形成犯罪的证据链。在法庭上,我以指控我的当事人证据不足作为辩护要点,进行无罪辩护,法庭经过审理终于接受了我的辩护意见,对这个维吾尔族妇女作出无罪判决,而她的同案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我还帮这位维吾尔族妇女一起到公安机关领回被扣押的数十万元。

    回想起日常代理的一宗宗案件,看到当事人从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来我办公室,细心地听取我对案件的分析,开始解开紧锁的眉头,最后打赢官司,我为自己能帮助周边的群众解纷排忧而内心充满了满足感,这也应该是许多像我一样长年为群众提供法律帮助的普通律师的共同感受。前两年,我获得了广州市律师协会颁发的执业30年贡献奖,这是对我律师从业生涯的肯定,也是一种鞭策,虽然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仍感到身上有股年轻人的活力,对律师职业更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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