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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祥甫:我们这一代律师的“顺”

    CQLSW.NET   2019-06-28   信息来源:《中国律师》   作者:胡祥甫
    核心提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由于阶级成分不好,我基本没机会上高中。本以为与文化知识无缘的我,却因为1977年小平同志恢复主持工作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得以继续接受教育,有机会念高中。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顺”。现在想来,其实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顺”都和国家改革的步伐紧密关联。从那时起,我个人的命运就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联系在了一起。

    作者:胡祥甫,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

    身边的人常说我很顺。的确,在我投身法律事业、从事律师行业的三十多年里,还算比较顺利。但评论我“顺”的话多了,也不免有些感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几十年间的酸甜苦辣,百般滋味,又有谁人知?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由于阶级成分不好,我基本没机会上高中。本以为与文化知识无缘的我,却因为1977年小平同志恢复主持工作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得以继续接受教育,有机会念高中。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顺”。现在想来,其实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顺”都和国家改革的步伐紧密关联。从那时起,我个人的命运就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联系在了一起。

    高中毕业时,我以391分的成绩成为我们中学唯一一个上重点大学分数线的学生。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我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年轻人嘛,总有一颗想在政治上奋斗进取的心。但校长亲自劝说我,人大不容易考上,而不久前国家颁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司法体系恢复重建,法律行业很有前景。于是我听从了师长们的建议,最终报考了西南政法学院(后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但说实话,当时的西政地理上与我老家有千山万水之隔,亦与我的心中本意差距甚远。

    就这样,我第一次走出了自己成长的农村,跨越山山水水,来到了几千公里外的城市。这趟远征开拓了我的眼界,加深了我对自己的认识。举例来说,我发现逻辑思维能力是自己的强项——在形式逻辑课的考试中,甲大班200多人,只有我一人得了满分。现在看来,这为我今后从事律师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知识、能力储备。

    1984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本想去机关工作的我,在赴浙江省司法厅报到时,被意外安排到浙江政法专科学校教书,主要讲授经济法、合同法和专利法。尔后,我开始兼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办理案件,至今仍清楚记得当年我代理的第一个案件。那是一个欠款纠纷的买卖合同案件(欠款标的额28万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款项),起初我尝试协调双方化解矛盾但未成功,随即到绍兴中院起诉,最后双方调解结案。从起诉到案结事了共计35天时间,我收获了当事人送我的第一面锦旗。

    其实,去学校教书并不是我心里的第一职业选择,可以说,这在当时是“不顺”的。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年的静心时光对我的帮助很大。一方面,我进一步夯实了法律理论基础,有了难得的潜心研习法律的机会,每年都能在各种期刊杂志上发表五至六篇文章。另一方面,这段经历让我对未来从事律师职业增添了不少信心。更重要的是,我还结识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法律行业的莘莘学子。所以,所谓的“顺”与“不顺”,要辨证地看待。只要自己沉得下心,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那么所有的“不顺”都有可能变成“顺”,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八十年代中期,国家的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出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研究经济转型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关系成为热点。在此背景下,1987年,本着想要进一步提升法律素养的想法,我萌发了赴复旦大学攻读经济法硕士学位的念头。当时,读研究生不是一项热门的选择,但母亲很支持我。成长的道路上,她一直是我坚强的后盾。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在读研期间除了领取国家发放的助学金之外,还去多所高校讲课赚钱,既支付了日常开支,还能补贴家用。这段经历给我留下的最大财富是有幸在《中国法学》、《复旦学报》等中国法学界顶级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不仅极大地锻炼了我的文字组织、钻研思考的能力,更进一步坚定了我的法律理想。

    到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面临职业选择时,我果断地选择了在当时并不被人看好的律师行业,进入了杭州市第二律师事务所(后更名为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我看好这个“非主流”的职业,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九十年代,国家改革的步子加速,小平同志在提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同时,还指出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要有3个30万,即30万注册会计师、30万税务师、30万律师。随着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依法治国乃大势所趋,律师行业必然乘风而上。于是,在时任事务所主任曹星律师的引导下,我成为了一名专职律师,是当时杭州市第二位具有法学硕士学位的律师。

    1990年到1995年,是我从事律师行业的第一个五年,我一直把那几年的工作经历当成我律师生涯的起点。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周围很多人的照顾和支持,在这五年间成功办理了不少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案件,包括全国首例弃婴状告父母遗弃案、“马家军”名誉权案、中国股市第一案等。随着阅历的不断丰富,我在1993年进入了律所管理层,并于1995年成为星韵所主任。按我当时的年龄和资历,担任这家在华东地区颇有影响力的律师所主任,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但同时对我也是一个正面激励,促使我快速成长,摆脱稚气和毛躁。

    需要提起的是,这段时期是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飞速发展期,我个人的进步和整个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市场经济正式确立,各行各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法律服务的需求激增,各部门法相继出台,中国律师拥有了更大的舞台,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星韵所进一步发展壮大。搬迁到新购买的办公场所后,星韵所于1998年被司法部授予首批“部级文明律师事务所”称号,是当年浙江省唯一的一家。2002年,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莅临星韵所视察,对律所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我个人也在这十年间先后担任了杭州市和浙江省两级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并当选杭州市政协委员,开启了我参与行业管理和参政议政的新航程。

    这十年间的经历,在旁人眼里肯定是“顺得不能再顺”了,包括我于2003年开始担任全国律协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在2005年荣获全国优秀律师的称号。但那些年的个中滋味,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

    由于我和同事在星韵所发展理念与经营模式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2003年9月后,事务所不再安排我担任主任职务,这是我律师职业生涯里一次刻骨铭心的“不顺”。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整个中国法律服务市场都在发生变化。2000年,国务院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领导小组下发《关于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实行脱钩改制意见的通知》,国资律师事务所逐渐脱钩改制为自收自支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定位也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转变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之后,杭州的合伙制律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创收几千万的律所也已出现,他们天生对市场经济活动分外敏感,加上灵活的管理体制、分配机制,法律服务的积极性、创造性被大大调动起来。但星韵所仍是合作制,我看到了律所经营模式向合伙制发展是必然趋势,提出了改制的意见,无奈与所内主流意见不合。经过再三权衡,我于2006年离开了工作、奉献十五年的星韵所,和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合伙人一起创办了合伙制的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

    创所之初,我和其他几名合伙人确立了一个高目标——“以诉讼为基础,培养优质的法律服务产品,成为省内一流、全国有影响力的律师事务所。”彼时的我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同时也是一名成功的律所管理者,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引领律所的发展。功夫不负有心人,创所第一年,金道所就完成了1100多万元的创收,进入杭州律所创收排行榜前十,无疑成为杭州律师界的一匹黑马。第五年,金道所就被评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这对于作为新兵的金道所来说真是莫大的殊荣。

    2015年,我把律所管理的重担交给了新一届的管理班子。新的管理团队进行了律所管理架构的调整和薪酬体系的改革,一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律师的专业化分工和团队协作,优化了品牌建设,加大了人才建设力度,适度稳健地开设分支机构,金道所进一步发展壮大,业务创收稳步增长。另一方面,我本人的业务也在新时代中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为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各级党委、政府先后都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相继受聘为浙江省委、杭州市委以及杭州市政府的法律顾问,有幸为法治浙江和法治杭州的建设贡献一点专业的力量。同时我更加相信,进入新时代律师必将在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成为大国重器,助力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我投身法律工作已逾三十载。回首往事,我觉得不论是在经济状况欠佳的日子里,又或是身处一个不被看好的行业环境内,自己的内心总是踏实的、安定的,心态与今日并无什么不同。说到底,人活着就是活个心态,心态好了,做很多事都会是比较顺的。

    更为关键的是,个人的“顺”与大环境的改善是息息相关的。作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名法律人,我感恩这个“顺”的时代。就像当初我们上大学时的一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里唱的:“美好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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