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先生曾说，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纠纷（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间自了。或由亲友说合，或取当众评理公断方式，于各地市镇茶肆中随时行之，谓之‘吃讲茶’。其所评论者，总不外情理二字。” [1]事实上，当纠纷进入官府，“情理”二字依然是士大夫口中最常用的话语，所谓“盖天下事，不外情与理而已” [2]。在此理念之下，听讼的理想状态就成了“事务大小，咸准情酌理。” [3]可以说，“情理”一词是中国古代诉讼中最重要的话语，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为官府和民众所共有。
那么，情理到底是什么？法律史学界习惯将情、理、法三者并称，分别指代人情、天理和国法。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简单和机械。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曾对情理一词作过详细的考察。他说，情理是情与理的连用。如果将两个字分开，“‘理’是指思考事物时所遵循的、也是对同类事物普遍适用的道理” [4]，而“‘情’字的含义及其作用颇具多面性，因而难以说明。” [5]不过，他还是指出，“情”字首先具有“情节、情况等事实关系的含义”，也常指“活生生的平凡人之心”；并且，“情”字在情谊那样的场合，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含义”。 [6]除了含义的描述之外，滋贺秀三还对情、理、法三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应当说，滋贺秀三对情理的研究细致而精到。但遗憾的是，囿于其理论前设，滋贺秀三最终将情理归结为一种“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 [7]，并认为中国古代诉讼“具体的妥当性只能在每一个案件的特殊情景中去寻求” [8]。如此看来，情理的涵义依然有待廓清。
无论是在注重精英表述的序言和题跋之中，还是在具体而务实的判词之内，“情理”这个语汇都广泛见诸明清时期的判牍史料。当然，其涵义也随着不同的语境而有所差异。正如滋贺秀三所言，情理是情与理的连用。本文打算在分别梳理“情”、“理”两词的基础上，对“情理”这个概念及其法律意义进行分析和解说。
一、“情”的义项
当我们将“天理、国法、人情”并称的时候，“情”更多地指人的感情。比如，明代毛一鹭在一件判词中说：“朝宰为氏亲父，氏别卖而彼不与闻，实人情之所不堪。” [9]“人情”在这里的含义是指女儿被别卖而父亲并不知情的感情状态。在日常生活中，一种情感上当为的事，往往被视为一种自然之理，所以，有时“情”与“理”连用。比如，在一宗孀妇改嫁案中有这样的判词：“借题起衅，在夫死未久；而凶服顿除，琵琶再抱，固属情理不堪。” [10]夫死未久，就改嫁他人，无疑在感情上说不过去，这就衍生为一种处事和辨别是非的“理”。明代的张九德在《云间谳略》的序言中谈到听讼时曾说：“设以身处其地，务使彼情不隔于己情，又使己心可喻于彼心。” [11]就是说，听讼过程中的“情”与“心”都不具有个体的意义，而是彼此共通的感情状态，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一种由“情”产生的“理”，有时在听讼中被用来判断具体行为的合理性。比如，在一件匿告事中，“徐光悦亲弟出外樵渔，而弟妇陈氏寄暇佣人周邦圣者。光悦不忿而告鸣，自是闺门之义气。光悦不能自告，而翁思禺为代告，亦是周亲之情。” [12]明清时期为防止民众滥讼，一般禁止与讼情无关的人代告。此案中，判官认为徐光悦因为有“闺门之义气”不方便自告，翁思禺出于“周亲之情” 而为之代告，于理无碍。另外，普遍的情感有时候也被用作裁决案件的依据。比如，明代有一悍妇，“其人如虎，其舌若雕”，所以先逐于叔，再逐于婿，以致年老无依，于是诉至官府。判官断令叔出谷米，在女家供养。究其所由，是因为“生养死葬，亦乌鸟至情，所难置为道墐之弗顾者也”。 [13]由此看来，感情是“情”的一个基本义项，但并非指个体的特殊感受，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情感。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感情上当为的事往往被视为自然之“理”。情与理由此沟通。
再来看另一种“情”的用法。明代的张肯堂曾在一则判牍中说，“人情利来未必交让，而利尽必至互推。” [14]这种趋利避害的描述显然是对人性所作的一种假设。在此理解之下，人的功利性时常被表达为“人情”。比如，在一宗买卖纠纷中有这样的判词：“议价之始，稍有低昂，得价之后，更生变态，亦人情之常也。” [15]明人苏茂相所辑的《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也有类似的用法：在一宗入赘案中，判官说，“吴天因乏嗣而赘婿，周常因乘产而送终，亦人情也。” [16]意思是，吴天因为没有子嗣养老而招婿，周常为了得到财产而为其送终。此一“人情”也是对功利心态的一种表达。基于对功利人性的普遍假定，“人情”不时被用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比如，明代有这样一起案件：曾氏之夫郑中翰亡故后，其向亲家游若林讨取亡夫所寄之银，因而发生争执。判官说，“郑中翰积金四千，而不为家营寸产，以四千金寄若林，而不以数金留曾氏，此人情所必无者。” [17]在判官看来，人性是自私的，决不会以数千金存寄他人之处，而不为家人存留数金，此一讦告有悖常理。有时，对人情的功利假设也被用作法律上的判断。在一起清代的踩踏青苗案中，有这样的判词：“查种田之人，以青苗为性命，如有损坏，即拼命阻止，乃人情之常。” [18]以功利的人性而论，在阻止损坏青苗的过程中，往往不顾性命，稍有损伤亦可以原谅，因而无需追究。所以，“情”的另外一个重要义项，是基于功利假定的性情或者人性，它往往被判官视为当然之“理”。
“情”的第三个义项是人情世故，即日常所见的事情或事理。先来看这样一起奸局案：宋玉借蔡承祖本银些微，负而不偿，捏控蔡承祖与其妻通奸，但并无确证。判官说：“宋玉妻吴氏与蔡承祖对门而居，蔡之寡嫂及氏，茶话往来，妇人常情耳。” [19]对门而居的妇人茶话往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仅仅据此而怀疑通奸显然理由并不充足。再来看一件清代的判词：“周道成被盗之时，当遗有周道远帕子、鞋子等件，遂至误会周道远知情。细查周维贤诉词，据称帕子、鞋子，系伊子周道远晒在窗下，夜间未收。揣度其情，想系贼先将帕子等物窃去，欲偷周维贤屋，尚未得手，因转向周道成房内，被人惊醒，致将此帕子失去，是乃人情之常。” [20]周道远的鞋袜晒在窗外未收，被盗贼趁机盗走而遗失他处，并不稀奇，所以不能仅凭遗失之物就据以为盗。以上两例中的“常情”皆是指具体的事情，但是正因为其平常发生，所以就成了普遍之理。还有的“情”直接就是指事理。比如，有一宗明代的人命案：群殴中，陈三将在光踢死，被在光之妻黄氏所亲见。公堂之上，陈三父陈良“始称三到之时，在光已死，继称打抢之时，黄氏有虔布一疋，因三抢夺付收敛，怪恨执此报仇。夫抢布之仇与杀夫之仇孰重？不仇杀夫而仇抢布，决非人情。” [21]无论从感情还是从价值上看，夫仇都远胜过抢布之仇。所以，在光之妻仅为了抢布之仇而诬陷陈三，从而放过杀夫的真正仇人，在常理上说不过去。作为日常所见事情或事理的“情”，其实蕴含着普遍的事理和逻辑，在事实判断的过程中，这种平常之理妥贴而必要。
实情和情节是“情”的最后一个义项，也是最重要和最常用的一个义项，却总是被忽视。事实上，它频繁出现在各类法律文献之中。比如，在官方正式用语中，“情”时常指案情：源于明代朝审的清代秋审制 [22]，最后将案件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和留养承嗣四种处理，“情实”的“情”就是指的案件事实。另外，这样的用法在明清判牍的序和跋中也很常见。比如，在《棘听草》的“叙”中，李之芳谈到听讼时就说，“要使讷者尽言，诪者献诈，而悬河辩者缩其舌，反覆推勘，务求得情而止。” [23]“情”在此处就是案情和实情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五纬在《未能信集》中说：“民间讼事不一，讼情不齐。其事不外乎户婚、田土、命盗争斗，其情不外乎负屈含冤，图谋诈骗。听讼者即其事察其情，度之以理，而后决之以法。” [24]此处的“情”明显指案件事实，虽然情、理、法并用，但是与“天理、国法、人情”中“情”所指称的并不一样。
在实际的判词中，也经常在案件事实的层面上使用“情”字。比如《云间谳略》中，有这样的判词：“朱宗政侵盗仓粮一事，浪费有据，借贷有主，情最真，罪最确。” [25]《莆阳谳牍》中也有相同的用法：“陈朝宁与翁在缙以灌水相争。朝宁之女适死，与本事无干。盖在缙何憾于幼女而击之致死耶？况乡众公呈亦无一语及死女，其情已显然矣。” [26]这些判词中的“情”都指的是案情。类似的判词还有：“吴正险如墉隼，奸似城狐。预报睚眦之仇，则匿名而告罪……非张保证明，定成滥狱。不设计赚出，谁得真情。” [27]作为“案情”的“情”字，除了与具体情节连用之外，还时常被用作判词的起始语、过渡语和修饰语。以清代李钧的《判语录存》为例，判词一般以“审得……等情”开头，在叙述案情的过程中偶尔会用到“情势”、“情由” [28]这样的词汇来表示事实，有时也会以“别有阴情” [29]、“真情吐露” [30]、“昧情饰控” [31]、“装点情节” [32]以及“供情如绘” [33]这些词句作为案情叙述的过渡，还会出现“情同略卖” [34]以及“虽无惨杀之据，却有虐遇之情” [35]之类的修饰性用法。总之，在明清时期的判牍中，以“情”来指代案件事实相当普遍。以笔者浏览数千件判词的经验来看，判词中使用“情”字的场合，“实情和情节”这一义项超过半数。
综而言之，“情”共有四个义项，分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感情、（功利假定的）性情、（作为日常所见的事情或者事理的）人情世故，以及（包括实情和情节的）案情。除了“案情”这一义项之外，其余的“情”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事理——自然感情上当为的事是一种当然之理，趋利避害的人性是一种普遍之理，日常所见的事情所蕴含的是一种平常之理。
二、“理”的义项
相较“情”字含义的复杂多变而言，“理”的义项要简单明晰许多。
首先来看“天理”这个词。在一宗明代的人命案中 [36]，水手葛某与稍人艾某，在船行僻处时，操刀杀死客商主仆二人，抛尸灭迹于江湖，判词说“不思天理难欺，自度奸谋叵测”。此案中凶徒自以为僻处杀人，无人知晓，但是终被查究，这里“天理”应该是指“杀人偿命”之理。如果凶徒未获，那无疑是没有“天理”；最后凶徒伏法，也就“天理”得彰了。再来看一件钱债案的判词：“山有定主，谋者妄焉。债有定额，负者非矣。王某只可据理取债，不可执典契而妄葬李某之山；李某合认还父债，不可昧天理而负王之银。” [37]此处“欠债还钱”也成了“天理”。由以上两例可知，“天理”之“理”无非是一种事理而已，“天”字之加，只是增添了此种事理的神圣性和恒久性，仅为一种修辞，并非特别的义项。
除去“天”字，作为事理的“理”在判词中被广泛使用。先来看一件明代的判词：“杨云顶王义所赁房，将营酒腐之业。乃王义在房之日，以车碇为生，有半间稍空，借与张懋新收布。盖松俗，布市唯在平旦，故彼此贸易两不相妨耳。及转赁与杨云，云所业酒腐，与义不同，自不得以其余及懋新，此亦情理之常。” [38]这里的情理之“理”意为：基于营业时间的不同，车碇可与收布共赁一屋，而酒腐之业则不能与收布同用。这是显而易见的日常事理，从具体的行为派生出来，反过来也成为诉讼中具体行为合理与否的标准。再来看一个例子：戴士琦有房五间，典与林正学之父林人文，回赎之时戴士琦称原典价为五十两，而林正学称典价为一百两。判官认为，“无一间房而二十两典价之理，士琦五十两之说为是。” [39]一间房的典价属于具体问题，但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其并非毫无标准可循，应该有一个大致的价格，与此价格相隔玄远的——比如此案中多出一倍——无疑是不合“情理”了。从以上两件判词我们可以看出，布市的营业时间与“松俗”有关，而一间房的典价更是特定时空背景的产物，这正是张五纬所言的“民间之各有其情、各有其理” [40]，这类情理虽然只具备有限的普遍性，但是对于一定地域内民词的理断，则具有不可替代的判断性功能。
在更多的场合，作为事理的“理”指的是具有普遍性的道理。比如，在一宗定婚案中，未婚之夫离家八年未归，判词说，“夫十年不字，虽女之贞；二十而嫁，亦古之礼。告照择婚，于情理未为不协。” [41]定婚十年而未婚之夫不娶，又到了二十岁的嫁龄，在告照之后择婚，显然并不违背当时的定婚之理。类似的例子还有：“郭德祥有女讲娃，襁褓中许字袁东儒子为室。嘉庆二十四年，郭戊辰复为宋成功子执柯，德祥虽未允诺，但未言业已字人。戊辰遂擅过庚帖，并私取聘财四千。彼固模棱，此尤鹘突，均出情理之外。” [42]此案中，郭戊辰为宋成功子执柯，当时郭德祥之女已许他人，按“一女不能两聘”的定婚之理，应当拒绝宋家；而戊辰在并不确定的情况下以媒人身份擅过庚帖，也与“尊长主婚”的事理不符。这两例定婚案中的“情理”所指称的对象，皆是明清时期定婚问题上比较普遍的道理。还有的事理，则与前面被称为“天理”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来看这样一段判词：“讯明钱永芬有祖坟一处，在西门外沙井地方，据牟秉甲、段锡茂等供称不错。谭维政竟以六百文卖一穴于周以甲葬棺，且遮钱姓祖坟山向，实属无理。” [43]这里的理应指“物各有主”的道理。《槐卿政迹》这样表述类似的观念：“业各有主，或弃或置听其自专，旁人不得过而问焉” [44]，虽然此处没有被冠以“理”字，但其被视为普遍的事理则显而易见。
有些事理并不具有规则的意义，只因其作为生活经验的结晶，时常被用作事实判断的依据。比如，在一起诬诈案中，妻刘张氏先生一子，妾刘雷氏后生一子，刘张氏控告刘雷氏之子已死，其子乃是混蒙。于是判官将两儿同抱堂前，“令其换乳，各自认生，均不肯食。又令雷氏乳妈喂其所养之子，欢喜而食。足见此子并非抱来，若仅抱来一日，生人亦必不肯食乳。此系至情至理。” [45]另外，在一起婆媳争讼案中，有这样的判词：“杨高氏龙钟衰媪，满面慈祥，断无虐遇寡媳之理。” [46]抛开“满面慈祥”的直觉不谈，以常识而论，“龙钟衰媪”虐盛年之媳，即使心有余恐怕力也不足！类似的事理不少。比如，清代一件判牍中，有八岁稚童为凶案作证，判官说：“岂有同谋毙命，秘密重大之事，而容一幼稚在旁，从容审视，保其不泄一语，此尤情理之显而易明者。” [47]谋命之事，唯恐他人知晓，八岁稚童，口无遮拦，容其从容旁观，明显与事理不符。这三件判词中的“理”都是日常生活的寻常经验所衍生的朴素逻辑。同时，也有的事理属于社会经验的产物。比如，李钧在一则钱债案中说：“借贷钱财，岂有隔年立约之理” [48]；又说，“物价随时长落，岂有一成不变之理” [49]；还有“岂有当价比买价更多之理” [50]，等等。这种事理偶尔也被直接称为“情理”，比如：“人价两交，并无只字为凭，如此颟顸，殊出情理之外” [51]。
如果对“事理”进行细分，除了“事物之理”外，还有“人伦之理”的涵义。作为伦理的“理”首先指的是儒家的道德理念。比如，在一宗奸婶案中，有这样的判词：“审得吕某乃某之侄也，某氏乃某之婶也。侄窥叔远出，入室抱婶淫奸，某氏严拒不从，守贞秩分，理当如是。” [52]这里的“理”除了“男女之大妨”以外，更主要的应该是指“守贞秩分”这样一种儒家道德。也有时候，“理”被用来指一种基于血缘或婚姻而生成的伦理范畴。在一件清代谕令中，亲家因田产纠纷导致悔婚，县官如此劝谕息讼：“两造争田互殴，事在六七年前，久经本县持平审结，迄今事过情迁，应以各蠲夙忿。就使芥蒂未忘，而前事究与士衡（即未婚之夫）无涉；亲家之情虽恝，翁婿之分未乖；郎舅之交纵疏，夫妇之义难绝。此情此理，万无可逃于天地之间。” [53]这里的情理之“理”显然指的是“翁婿之分”和“夫妇之义”。另外，作为伦理的“理”还有规则层面的含义。比如，“夫为妻纲，夫在妻不得自擅，况子女婚姻之约乎！佘仕烈女，仕烈在京许林；伊妻在家许胡，以理当从父命。” [54]此“理”指的是尊长主婚问题中，父亲优于母亲的意志。类似的伦理规则还有：在一宗立嗣案中谈到立继顺序时，沈衍庆说，“由服制亲疏以推，情也，亦理也。” [55]这里的“理”指的是儒家以服制为基础的立继规则，它往往与血缘关系紧密相联，所以时常“情”与“理”连用。有时候，伦理也与事理并提，且不言“理”字，比如：“契在债则谁诿，父在子难擅卖。原银陈君举，自借自还不得混。以老父凄身之躯，作己债搪抵之注，而巧生骗局，更唆老悖以出辞也。” [56]这里的“契在债则谁诿”指事物之理，而“父在子难擅卖”则指人伦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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