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此可见，“理”就是广义上的事理，这种广义的事理除了事物之理外，还包括人伦之理。所谓“天理”并非特别的义项，只是广义的事理。虽然情理之“理”包含伦理的义项，但其更多地指非人伦的事理。
三、情理：事实与法律的集合体
在对“情”与“理”的义项进行分梳之后，“情理”一词的含义就变得明确了。“情”虽然有四个义项，但进行同类合并之后只有两项，就是案情和事理。“理”只有一个义项，就是广义的事理，又可细分为事物之理和人伦之理。所以，情理的含义应为案情和事理。
那么如何看待情理的法律意义呢？还是分别从“情”和“理”说起。就“情”而言，作为案情的“情”基本指向诉讼的事实层面；而作为事理的“情”有时指向诉讼的事实层面——日常所见的事情和事理一般被用来判断事实的真伪，有时指向诉讼的法律层面——感情所衍生的自然之理时常被用作案件裁判的根据。就“理”而言，相当多的事理指向诉讼的事实层面，比如作为生活经验的朴素道理一般只用来作事实判断；也有时指向诉讼的法律层面，作为规则的事理基本如此。而有些事理的事实裁判与法律裁判密不可分，比如前文提及的共房收布一事，“松俗”收布在平旦，可与车碇之业合用，但不能与酒腐之业合用，此一事理虽然不属于规则的范畴，却蕴含了案件的处断原则。由此看来，作为法律语汇的“情理”实际上是一个事实之维与法律之维的集合体。虽然这二者紧密相联，但并非不可分辨。
那么，作为情理的两个维度，事实裁判和法律裁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或者说，明清时期的判官是如何处理“得情”和“理处”之间关系的呢？我们可以从明清判牍的序和跋中寻找答案。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57]又说，“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58]这里的“情”，意为案情。但是，孔子显然在强调听讼的哀矜之道，而不是案情本身。息讼是理讼的最终目的，哀矜是理讼的基本立场，案情本身在孔子的诉讼理念中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无可否认，孔子的诉讼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亲民之官。他们积极地敦睦教化，劝谕民众重义轻利，不要轻易作“鼠雀之争”。如果发生了争端，也要忍让为先，息事宁人。 [59]事实上，即使当案件讼至官府，州县官有时也会发回亲族调处。有的地方官甚至发布谕令，“除真正人命贼盗照常准理外，其余一切婚姻田土睚眦细故，俱不准收。” [60]或者干脆采取鸵鸟政策，受而不理。但是，消极息讼并没有达到止讼的目的，反而造成了狱讼的积压。曾任清代诸暨县令的倪望重就说，“下车后披阅案牍，见讼至十年未经定断者，计之一二；讼至三四年未经定断者，十之半；其中删易曩年弊讼之词，翻控以求制胜，又不一而足。” [61]有纷不能解，最终受苦的还是民众：“有司优柔寡断，累月不能治一狱，旷人之工，荒人之业，竭人之膏血，供讼师胥吏之一饱，曲直未分，已不知株累几何人，荡产几何家矣。” [62]一些关注民生疾苦的士大夫意识到，“民生之安否以讼狱为断，讼狱之息否以谳鞫为断” [63]。狱讼非断不能息，从而主张认真理讼。
那么，如何理讼？孔圣的训条，明清时期的听讼者未敢擅忘：“念两大好生之德，体九重恤重之心。不以刻核为能，而以慈祥恺悌为念，其难其慎，兢兢然求得乎至当” [64]，一本“哀矜折狱”的立场。但是，现实中直面狱讼的判官，却很难将这种温情一以贯之。因为，“世降俗漓，奸伪百出，狱情之难知，非一温良长者所能辩焉。则居听谳之任者，不可不知发擿之方也。” [65]儒家的仁爱与忠恕在遭遇到现实的复杂和奸伪之后，“哀矜折狱”便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尽管明清官吏的听讼以“情理”相标榜，所谓“在乎情之中，于理有未尽者，权变之；出乎理之外，于情有可原者，矜恤之。” [66]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情理”断案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如果事实不清，案情不明，所谓的“情调理处”也只可能是不分是非的折衷调和，日后民众仍免不了“翻控以求制胜”。
明代的王思任在《折狱新语》的“序”中说，“汤若士说鬼说梦，化工之笔，鬼梦俱变为人。李映碧说奸说盗，化工之笔，奸盗皆露其性。然汤若士之笔贵刻……而李映碧之笔常宽。” [67]此序文虽然在于褒扬李清宽仁的折狱精神，但还是需要从“奸盗皆露其性”这个最基本的事实问题开始。
类似的表达在清代的《判语录存》的“跋”中也可以看到：
民不威服，而讼日滋。先生则断之以精心，辩其情伪，灼其是非。或数任之案，折以片言。或数年之冤，雪于一旦。其明察有如此者。旦布之以实心，开其肫诚，消其虚诞。或素黠之徒，忽吐其实；或难白之隐，亦输其真。其忠信有如此者。至若虚心以鞫其讼之由，平心以定其法之允。或权以可矜，薄其罚而不为宽；或予以自新，赦其罪而不为纵。其慈惠有如此者。 [68]
“权以可矜”和“予以自新”无疑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听讼理念，但其逻辑前提则是“辩其情伪，灼其是非”。“或数任之案，折以片言。或数年之冤，雪于一旦”一语，描述了判官对案情真伪的“明察”。而“或素黠之徒，忽吐其实；或难白之隐，亦输其真”，虽然用来称颂判官的“忠信”之名，但其中的“真”与“实”都指向案件的事实本身。
事实裁判与法律裁判二者的关系，在有些序文中得到了比较明确的表达。比如，张鹏翔在《四西斋决事》的序中对知县孙鼎烈有这样的描述：“其治狱也，事理无不达，情伪无不烛，顾察以明，必成以恕，反覆晓谕，拳拳此息事宁人之意，不徒以明决为能。” [69]在作者看来，“事理无不达”和“情伪无不烛”是治狱的两个关键要件。而从“顾察以明，必成以恕”中又可以看出，“明”是“恕”的事实前提。另外，清代幕友莫镇认为，听讼需要有才、识、学三长：“人情狙诈，机械百端，非才何以察其变，非识何以决其疑，非学何以运乎才识而折衷于至当？” [70]才与识的功能在于察辩案情，而学则在于情调理处。“察其变”和“决其疑”是“折衷至当”的事实基础，否则的话，“折衷”则可能，“至当”则未必了。也有的序文更直接地强调了辨明案情对于理讼的重要性。比如，面对士大夫阶层关于民众“狙诈”的指责 [71]，明代的毛一鹭说：“此非民好为无实也，或有不获己之情焉。吾得其不获己之情而绳之以法，第期无失刑止耳，不能为渊中察以重民辟也。” [72]摆脱道德上的优越感，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寻求民众的“不获己之情”无疑也是儒家哀矜折狱的应有之意。日本督学津阪孝绰在辑录《听讼汇案》后，也从恤民的角度来看待理讼中的案情问题。他说，“听讼折狱，乃居官之首务。而人生之苦，莫苦于诬之不辨。” [73]可见，对案情的察明是理讼活动中官与民都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通过对明清时期判牍中序和跋的分析可以看到，作为“情理”的两个维度，事实裁判是法律裁判的前提和基础。
滋贺秀三在对“情理”的研究中，曾做了很多描述性判断：比如说情理是“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或者“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 [74]，抑或者说情理是“一种社会生活中健全的价值判断” [75]，有时甚至干脆将情理称为“中国式的理智（良知）” [76]，在这些笼统描述的背后是对“情理”一词事实之维与法律之维的混淆。而作为这种混淆的后果，中国古代诉讼中的事实层面在研究中经常被忽视，而法律层面也因为没有与事实层面作合理区分从而显得模糊。比如，滋贺秀三对情理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只在“法源”的意义上进行。在滋贺秀三的研究中，“情理”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诉讼中“最普遍的审判基准” [77]，如果这个审判基准是个事实与法律的笼统之物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诉讼被解读为“教谕式调解” [78]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要客观评价中国古代诉讼和古代法，就需要对“情理”这个本土话语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探讨。概念的厘清仅仅是一个开始，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情理的事实之维与法律之维在实际的诉讼中到底是如何演绎的？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将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
汪雄涛，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注释】
[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2] （清）李钧：《判语录存》，余 “序”。
[3] （清）沈衍庆：《槐卿政迹》，刘绎“序”。
[4] 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王亚新，范愉，陈少峰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5] 前引4，滋贺秀三文，第37页。
[6] 前引4，滋贺秀三文，第37－38页。
[7] 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14页。
[8] 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作为法源的习惯》，《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76页。
[9] （明）毛一鹭：《云间谳略》卷七，“一件玷官枉诈事”。
[10] （清）李之芳：《棘听草》卷八，“兵巡道一件为群虎嚼民事”。
[11] （明）毛一鹭：《云间谳略》，张九德“序”。
[12]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七，“匿告”。
[13] （明）李清：《折狱新语》卷四，“一件逼寡事”。
[14] （明）张肯堂：《 辞》卷八，“马存智”。
[15] （明）张肯堂：《 辞》卷八，“李含芳”。
[16]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八，“争产”。
[17]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九，“异冤诬银”。
[18] （清）熊宾：《三邑治略》卷六，“讯黄世评一案”。
[19]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七，“奸局”。
[20] （清）熊宾：《三邑治略》卷四，“讯周道成一案”。
[21]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六，“打死人命”。
[22] 《清史稿·刑法志》。
[23] （清）李之芳：《棘听草》，“叙”。
[24] （清）张五纬：《未能信录》卷一，“原起总论”。
[25] （明）毛一鹭：《云间谳略》卷四，“一件督抚地方事”。
[26] （明）祁彪佳：《莆阳谳牍》卷一，“本府一起打死人命事”。
[27]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七，“匿名”。
[28]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一，“兴贩妇女事”。
[29]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二，“缚殴毙命事”。
[30]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二，“缚殴毙命事”。
[31]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三，“争产事”。
[32]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二，“诱拐孀妇事”。
[33]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三，“犯奸因他故自缢事”。
[34]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三，“私嫁子妻事”。
[35]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二，“侄告伯事”。
[36]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五，“水手谋命”。
[37]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八，“私债执契葬坟”。
[38] （明）毛一鹭：《云间谳略》卷七，“一件谮官害民事”。
[39] （明）祁彪佳：《莆阳谳牍》卷一，“一件霸占事”。
[40] （清）张五纬：《未能信录》卷一，“原起总论”。
[41] （清）李之芳：《棘听草》卷八，“府送一件为宪斩变诈事”。
[42]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一，“讹婚事”。
[43] （清）熊宾：《三邑治略》卷四，“讯钱永芬一案”。
[44] （清）沈衍庆：《槐卿政迹》卷二，“狡串谋买事”。
[45] （清）熊宾：《三邑治略》卷四，“讯刘张氏一案”。
[46]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四，“捏控强抢事”。
[47] （清）沈衍庆：《槐卿政迹》卷二，“申冤事”。
[48]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二，“欠房价事”。
[49]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三，“包办号草事”。
[50] （清）熊宾：《三邑治略》卷四，“讯钟震国一案”。
[51] （清）李钧：《判语录存》卷四，“已卖复讹事”。
[52]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七，“奸婶”。
[53] （清）沈衍庆：《槐卿政迹》卷一，“谕张探珠等息讼”。
[54]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六，“逆勒重婚”。
[55] （清）沈衍庆：《槐卿政迹》卷三，“朋党帮霸事”。
[56] （明）苏茂相辑、郭万春注：《新镌官版律例临民宝镜》卷八，“唆父侥债”。
[57] 《论语·颜渊》。
[58] 《论语·子张》。
[59] 比如，清初任陕西眉县知县的叶晟就劝谕民众，“独不思尔等自罹兵燹以来，从万死一生中留得几条性命，博得今日享受，还有何事不可忍耐，且一纸入公门，虽随到随审，亦耽搁了几日功夫。即衙门无使费，央人写状，亦费却几文钱财，究竟抵不得饭吃，当不得衣穿，何如将这几日功夫耕种田园，省这几文钱财买米过活，还博得个清闲自在，留得个忠厚好人之名。”见叶晟：《求刍集》，“再行劝谕息讼以安本业事”。
[60] （清）叶晟：《求刍集》，“停止辞讼事”。
[61] （清）倪望重：《诸暨谕民纪要》，“序”。
[62] （清）孙鼎烈：《四西斋决事》，“自序”。
[63] （清）李钧：《判语录存》，鲍承焘“序”。
[64] （清）李钧：《判语录存》，刘礼淞“序”。
[65] （日）津阪孝绰辑：《听讼汇案》，斋藤谦“叙”。
[66] （清）李钧：《判语录存》，余会“序”。
[67] （明）李清：《折狱新语》，王思任“序”。
[68] （清）李钧：《判语录存》，马懿“跋”。
[69] （清）孙鼎烈：《四西斋决事》，张鹏翔“序”。
[70] （清）李钧：《判语录存》，莫镇“序”。
[71] “或言，云间习狙诈，争止蝇头，狡若兔窟，其所讼多不实。即以刀锥讼者，十不得五。以田庐讼者，十不得三。至以杀劫讼者，十不得一。”见毛一鹭：《云间谳略》，张九德“序”。
[72] （明）毛一鹭：《云间谳略》，张九德“序”。
[73] （日）津阪孝绰辑：《听讼汇案》，津阪孝绰“序”。
[74] 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3－14页。
[75] 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第34页。
[76] 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第39页。
[77] 同上注。
[78] 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载《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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