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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秋菊的困惑”到“雪莲的冤屈”

    CQLSW.NET   2016-12-18   信息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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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在由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影片一开始,导演冯小刚就亲自上阵,用旁白的形式道出了这部电影的主题,一个叫李雪莲的女子要讨一个说法:自己不是潘金莲。

    在人们的记忆中,上一次,一个在电影中为自己讨说法的农村妇女,还是20多年前,电影《秋菊打官司》中那个同样来自农村、执拗的秋菊。一个完全不知法律为何物的农村妇女,走上了诉讼之路,在乡土人情和司法正义中迷失的秋菊,成为那个时代法律人眼中的典型形象。

    如今,《我不是潘金莲》再次引起了法律人的热议。24年后,李雪莲又将以怎样的形象被讨论、被记录?

    在“法精”与“法盲”中游走

    烟雨蒙蒙的日子,永安市光明县拐弯镇的李雪莲提着香油,拎着自家腌制的腊肉,找到法官王公道的家。“后山岭的陈阿大是你表舅吧,陈阿大他老婆的娘家是崔家坞的,你知道吧……我姨家有一个表妹嫁给了陈阿大他老婆的妹妹的婆家的一个叔伯侄子。”绕了一大圈,李雪莲是希望跟法官搭上关系,“论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咧”。

    李雪莲跟法官王公道的关系绕,她找他的诉求也绕:先打官司证明她与丈夫的离婚是假的,然后再跟她口里的畜生老公结回婚,最后再离婚。李雪莲的说法让电影院里响起了阵阵笑声,用王公道的话来说就是“吃饱了撑着,没事找事”。

    但是在李雪莲看来,事情并非如此。当初为了在县城多分一套房子,李雪莲出主意与丈夫秦玉河协议假离婚。没想到房子到手后,丈夫却和别人结了婚。影片最后,李雪莲还道出假离婚的另一个原因,她不仅仅是为了分房子,还为了生二胎,但是在知道丈夫与别人结婚后,她流产了。假离婚的主意是她出的,没想到她却成了受害者,这让李雪莲始料未及,也咽不下这口气。

    此时的李雪莲并不是“法盲”,而是“法精”。一些评论在评价李雪莲的时候提到,她因为了解法律,所以提出假离婚分房、生二胎,初衷就是为了钻法律的空子。

    在原著《我不是潘金莲》中,假离婚仅仅是为了生二胎,而作为编剧的刘震云在此处加上分房的桥段,也许是对当下为了买房而办理假离婚现实的一种关照和提醒,因为假离婚而变成真离婚的事情并不仅仅发生在电影中。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廖奕评价道,在李雪莲走投无路要去杀人之前,她首先想到的是去法院起诉,这说明李雪莲还是有一定的法律常识的。

    法官王公道受理了李雪莲的离婚诉讼,但是最后李雪莲并没有如愿所偿。开庭后,王公道根据他们确实办理了离婚登记,判决李雪莲败诉。

    此时,“法盲”李雪莲上场了。在法院没有获得想要的公正,更因为丈夫秦玉河说她结婚时已经不是处女,是潘金莲,她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上访之路,在原著中,这个过程则长达20年。

    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李雪莲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一路到了北京。她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致每年春天,全国“两会”之前,她家门前都要上演软磨硬泡、围追堵截的一幕。

    法学家王利明认为,电影中,李雪莲对法院的离婚判决不满意,本来可以通过上诉的方式提出权利诉求,就像影片中,当李雪莲去找法院院长寻求正义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所说,“不服判决可以到市中院、省高院上诉”,但她选择了拦住县长、市长等来喊冤。这是影片呈现的个例,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部分民众缺乏法律程序观念。从历史惯性看,几千年来的中国人多是期待“青天大老爷”,并不重视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

    导演冯小刚也曾提到:“这故事在很多国家不可能出现,这是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法治故事。我们原来是一个人情社会,过去的领导都叫‘父母官’,农村都是有什么事儿找领导,没有找法院的。但现在要法治化了,人在两种观念间过渡,一个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中间就产生了这样的故事。”

    但是在此之前,法律圈对这场并不应该存在的审判早已产生了质疑。徐州的基层法官李晓梅指出,对于已经持有离婚证的夫妻,法院是不会受理的,即使受理后,也会驳回起诉。她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夫妻离婚后,不能再次就离婚起诉,李雪莲只能就离婚后财产纠纷进行起诉,“就像一个人已经死亡了,法院不能还判决他有罪一样,这个主体关系都不存在了,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

    当然,如果李雪莲认为离婚是假的,她应该起诉民政局,要求撤销颁发的离婚证,秦玉河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是,李晓梅强调,实际上,离婚证是否属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还存在争议。同时,李雪莲的前夫辱骂她是潘金莲一说,则是一场侵害名誉权诉讼可以解决的。

    至于大鹏饰演的法官王公道,在十几年前却穿着近几年才换装的新式法官制服等缺陷、硬伤,更是让很多法律专业人士不愿细想。

    刘震云在回答李雪莲为什么不上诉而是上访的时候说,“她不找法院,找县长去了。她相信的是历朝历代的‘人治’,不是‘法治’”。人们将李雪莲与秋菊比较,两个人显然是不同的,秋菊是从“人治”追求“法治”;几十年过去了,李雪莲却在“法治”之中寻求“人治”。

    两个法盲农妇不一样的“说法”

    相比李雪莲在法律圈获得的批评,她的“前辈”,同样“一根筋”讨说法的秋菊却获得过诸多正面的讨论。《秋菊打官司》被视为1990年代一次很好的普法教育,“秋菊的困惑”也一直是过去20年最有生命力的中国法学理论命题之一。

    重庆大学青年学者陈颀评论道:“秋菊的困惑”挑战了当代中国的主流法治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民众应该敢于“为权利而斗争”,强调政府官员必须依法行政,不得侵犯秋菊们的个人权利。于是,要实现这个大写的“法治”,需要普通公民和政府官员都具备“法治意识”——法治的前提是民众“理解”乃至“信仰法律”。

    “秋菊的‘要个说法’在道德、伦理上是有感染力的,而李雪莲的诉求则很难让我们从道德上同情她。这也让一部140分钟的电影看上去更像是李雪莲的无理取闹之旅。”陈颀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1992年,《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绿头巾、对襟红棉袄更增加了她的乡土气息。秋菊的丈夫与村长发生了冲突,争执之中村长踢伤了她丈夫的下体,使得他无法下地干活。怀着身孕的秋菊去找村长说理,村长却不以为意,不肯认错。

    秋菊不服,非要讨个说法。秋菊找到乡里,乡里的李公安各打五十大板,“双方多作自我批评”,村长赔200块钱。秋菊找到县上,县公安局维持乡政府的调解结果,“以安定团结为重”。秋菊又闯进市里,市公安局维持县、乡调解意见,村长再加50块钱。

    但是,这并不是秋菊想要的结果,她想让村长服软、道歉,而不仅仅是经济赔偿,当然其中还有着村长作为一村之长傲慢的羞辱。

    此时的秋菊并不知道可以通过打官司解决她家和村长的矛盾,“上访”是她最初使用的途径——把问题反映给更大的官,但是为了一句道歉的秋菊却在懵懵懂懂中走上诉讼的道路。

    当时,被称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刚刚颁布不过3年,虽然制度层面的保障已经到位,但是对于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村村民的普及并不到位。人们对于行政诉讼还是非常陌生,“冤死不告状”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以至于当秋菊提起行政诉讼,得知被告席上站的是市公安局长时,拒绝进入法庭,“我告的是村长,不是局长,局长出庭,我就是不去”。在她看来,公安局长是否代表公安局并不重要,但是公安局长是一个大好人,一直在帮助她,甚至还用小轿车送过她。

    但是《秋菊打官司》依旧让当时法治观念还不健全的普通民众了解到,“民告官”是可行的,一个来自偏远地区的农妇不仅能告官,还能赢。

    最后,因为秋菊的难产,村长不计前嫌出手相助,两家人也和好如初。村长甚至为了参加秋菊家的满月酒席,洗脸刮胡打扮一番。但村长还未出门,就被市公安局以故意伤害罪而抓上警车,依法刑事拘留15天。

    这是秋菊向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的审判结果,秋菊一路艰辛打官司得来的结果却让她慌了神。望着前后无人的马路,她只剩下一脸茫然:“抓走?我就要个说法嘛,我就没让他抓人吗,他咋把人抓走了呢?”

    在1990年代,村妇秋菊是在要说法的过程当中不断成长的,从一个“法盲”变成了通过法律维护自身利益的主体,也唤醒了大众的法治意识。受到损害的弱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正义,虽然秋菊自己并没有感受到其中的意义,甚至觉得法律并不懂她。

    而这也让法学界看到了,“法治”与“人情”“法理”与“情感”在影片中、在现实里的狭路相逢。正如陈颀所言,现实社会中司法判决本身往往不能让“秋菊们”心服口服,因为他们“讨说法”的目的并不局限于教科书所提倡的“为权利而斗争”。如果判决结果在根本上不符合“秋菊们”的“理”,判决的威力和执行力就会大打折扣。

    而李雪莲的不依不饶其实也是因为没有要到自己想要的理,以至于有些评论认为,李雪莲完全不懂法,甚至单纯地认为不向着自己的法就不是好法,不向着自己的官员就是贪官污吏。

    然而,王利明的一句话却说出了属于秋菊和李雪莲的共同症结:法律的解决方案过分注重形式与程序,常常成本过高,另外也不能“治本”,终极地化解人们之间的矛盾。

    用了十年时间,结果还是一名法盲

    “一个法盲用了十年的时间上访,结果还是一名法盲。”有评论用一句话总结了李雪莲十年的上访之路。

    然而在她十年的上访经历中,已经升职为法院院长的王公道,年年在春天喊着“大表姐”来探口风,新任县长、市长甚至亲自带着腊肉登门谈心,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教育过李雪莲这其中的“法”,只是焦急地想要得到李雪莲“不上访”的结果。

    “我们觉得她是小白菜,她前夫说她是潘金莲,她自己觉得自己冤的像窦娥。她又像个白娘子在那儿修炼,一告就是十年,都告成精了。”王公道的一席话,正如在最初审判时的处理方式,尽快结束这个“没事找事”的案子。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角色里,而李雪莲想要的不过是一个说法。

    广东省佛山禅城区法制办主任王学堂回忆起自己十几年前,在山东基层做法官的经历,“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会到村里找村支部书记了解一下情况,再请双方当事人谈谈自己的想法、诉求,通常是经过调解,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得到的却是一个冷冰冰的败诉结果。如果法院在办案的时候能够多一些人文关怀,这个事情也许就会改写”。

    王学堂说,现在的法官文化水平、法学素养更高,法律程序上也越来越严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些法官却像冷冰冰的办案机器,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化解争议、解决矛盾的能力并不足。

    对此,廖奕指出,法院的判决书应该是给当事人看的,应该用老百姓看得懂的语言方式、思维逻辑,解释清楚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前因后果。只有百姓看得懂、能理解,他们才会息讼服判,而现在判决书很多就像是在卖弄法律术语。

    王学堂认为,这也是导致法院的案件量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当事人不服,只能上诉。就如同李雪莲的案件一样,愣是把芝麻滚成了西瓜,把蚂蚁变成了大象。

    而这种“人治”与“法治”的矛盾并不仅仅出现在李雪莲身上。

    李雪莲的“冤屈”惊动了上层人物,为了有个交代,市长、县长、法院院长均被撤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周详认为,李雪莲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一只脚好像已经跨进了法治社会,但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骨子里的另一只脚迟迟不愿跟上来,一直想留在传统的人治社会里。实际上稳定的法治体系不仅能保护普通民众不受权力的肆意伤害,法治也能够让官员不受人治体制下的伤害。

    最后,截访的县长一行人,在北京抓住李雪莲,这场十年的上访之路也就这么猝不及防地结束了,因为李雪莲的前夫车祸死亡。李雪莲顿时放声大哭,咒骂前夫死得不是时候,“我不是潘金莲”这事还没说清楚。

    电影中,新任市长马文彬说:“事情的解决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而是靠一场意外事故画上了句号。”李雪莲的案子,以荒诞开始,同样也以荒诞结束。马市长反思道,“为什么事情越办越糟,一拖就是十多年呢?这件事情本身,李雪莲并不在理。当年她假离婚的事情,法院并没有判错。可为什么从上而下,都怕她告状呢。我们是真想帮助李雪莲,还是想保住自己的帽子?我看,还是后者为多吧。”

    这也许就是刘震云在写《我不是潘金莲》时的初衷,不写官场写生活,但一桩家事却变成官事,一群官员莫名其妙地陷入一个农村妇女的家务事中,并严重影响到自身的升迁罢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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