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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辜者石红丨我无罪,为什么要接受从轻处理

    CQLSW.NET   2019-04-30   信息来源:文鑫说法   作者:郑文鑫

    “喊冤十五年来,很多人劝我放下,说能给我改判免刑已经很不错了。

    我就是不服,我明明无罪,为什么要接受从轻处理的结果呢?”

    ——无辜者石红

    01.引言

    石红原是福清市安监局综合科科员。他说自己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突然变成罪犯,而且这顶罪犯“帽子”,一戴就是十五年。

    2005年,石红因替单位收取13000元回扣的事情,被四次判处有罪,几乎走遍了我国刑诉法规定的诉讼流程:

    一审有期一年,缓刑两年;二审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一审改判免于刑事处罚,二审维持原判。

    申请再审,省院指令福州中院审理,福州中院维持原判。

    第二次决定再审,省院提审,改判无罪。

    2019年4月28日(收到无罪判决之日),石红终于摘掉戴在头上十五年的“罪犯”帽子。

    石红说,很多人劝我放下,能改判免刑已经很不错了。我就是不服,我明明无罪,为什么要接受定罪免刑的“和稀泥”判决?

    02.“单位收钱,我背黑锅”

    2004年年底,石红的单位(安监局)准备印制3000套《安全生产薄册》,某印刷厂经理周某云与安监局副局长施某祥及其他几个领导商定每套定价16元,局里每套收取6.5元回扣款。

    石红说,“2005年春节,施副局长让我给周某云打电话,让他先按销售2000套结算,把钱送到单位来,好给局里发奖金用。”

    第二天周某云便将装有13000元现金的信封和一张写着“付局13000元”的结算单送到石红的办公室。

    后来这笔钱按照局里领导的要求,用作奖金和购买年货开销掉了。

    2005年5月30日,石红被福清市检察院反贪局办案人员带走,理由是有人举报他收受了周某云13000元回扣款。

    有意思的是,就在几个月前,安监局原局长也因被人举报收受印刷厂回扣款而落马。

    石红没有否认收到周某云给的13000元,他解释这钱不是他个人收的,是单位领导决定收的,而且钱也被用作奖金和单位日常开销用掉了,他只是保管。

    令他意外的是,安监局所有知情人员全部作证称单位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事情,也没有收到奖金。

    行贿人周某云配合调查时,先说钱是和安监局的领导等人讨价还价得出的,后来却突然改称回扣是单独和石红谈的。

    石红跟办案人员解释,这钱真的是单位领导决定收的,也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发奖金了。“付局”就是付给安监局,不是付给我个人。这个说法并没有被办案人员采信。

    石红说,“我当时还跟办案人员讲,我办公室有一本笔记本,专门记录局里的会议,本子里有记录这次会议内容。”

    办案人员没有去调取,石红取保后,在他的办公室里也没有找到会议记录本。

    石红还跟经办说,“我家床头柜上有一本往来账本,里面有记录回扣款是用于集体开支的情况”。办案人员也没有调取往来账本。

    法律明明规定也有义务调取无罪的证据。如果当时调取了,可以证明我没有说谎,冤案就不会产生,但就是不去调取。

    钱是单位领导要收的,也是领导决定用作奖金发放的,参与的每个人都收到了1500元,为什么却要讲假话,都把责任推给我?石红说:“这个锅,我不能背,也不愿意背。”

    03.“录音,你们为什么要说谎”

    2005年底,石红被取保后,经了解,安监局陈某香局长、施某祥副局长、林某凯、陈某荣参与人员和行贿人周某云在接受询问时均隐瞒了实情,将收钱的事全推到他身上。

    石红在与他们聊天时偷偷录了音,他们都表示自己是因为害怕被追究责任,所以“通气”了,要一致否认有开会研究,有收钱。

    石红以为拿到这些录音证据,就可以洗刷冤屈。但二审法院最终认定这几份录音证据“是在未经被录音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录音取得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证言反复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二审法院还是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关于录音证据能不能采纳的问题,仍然是第二次再审庭审的争议焦点。

    出庭检察员说:“录音资料及翻译资料是石红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刑诉法及《取保候审决定书》中关于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的规定,私下找证人谈话未经被录音人同意私自录音的,不具有合法性。”

    石红的辩护人则认为,录音资料属于视听资料,是客观性证据,不是证人证言。不应参照证人证言的审查方法,而应重点审查其真实性,而不是合法性。

    比如,甲被指控杀人,甲知道乙家中藏有可以证明他不在案发现场的视频证据,但乙拒绝提供,甲偷偷潜入乙家中,偷得视频证据,果然发现当日甲不在案发现场。此时,甲是采用盗窃的方式取得了视频证据,但视频证据的内容是真实的,可以证明其无罪,这个证据能不能用?当然可以用!

    录音证据恰恰因为是偷录的,更能够佐证其真实性,因为排除了串通作证的可能性。要让一个人主动、公开承认不利于自己的事实,尤其是犯罪事实,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在私下场合,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才更有可能说真话。

    安监局参与研究的人及周某云在私下对话中,都明确表示收取回扣款是集体研究的,也都分到了利益。这种在私下、不知情的情况下,一致的说法,才是最真实的,最应该采信的。

    遗憾的是,再审无罪判决中,仍然认定“录音资料是石红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相关规定私自录制的,不具有合法性,不予采信。”

    对于这个问题,石红和他的辩护人仍持不同的意见。

    但可以确定的是,法院虽没有采信这些录音证据,但如果没有这些录音证据,石红应不会获得再审机会,更别说有无罪的结果。

    04.“不稳定的言词证据,可以办成铁案?”

    有些办案人员总喜欢把办成铁案,挂在嘴上。这个案件也是这样。

    钱周某云是给了,石红也收了。关键是,钱是单位决定收的,还是石红个人收的?

    出庭检察员的观点是:“证人陈某香、施某祥、林某凯、陈某荣的证言具备客观性和真实性,可以采信,并且能够相互印证,也能够得到周某云证言的印证,依据这些在案的证据,足以认定石红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13000元的行为,是个人受贿而非单位受贿。”

    也就是说,对于是单位决策的还是石红个人索要的这个关键事实的认定,只有言词证据,缺乏客观性证据。

    依靠这些言词证据真的可以办成铁案吗?

    行贿人周某云关于回扣款是安监局决定还是石红个人的说法,自相矛盾。从逻辑学上看,两个自相矛盾的证言,必有一真、一假。

    周某云在前两份笔录中,明确指出回扣是跟安监局领导讨价还价得出的。关于13000元回扣款的来源,是向妻子周某珠拿的,其告诉周某珠,这钱是之前答应给安监局的奖金福利。周某珠当日的证言中,和丈夫周某云的说法是一致的。

    周某云拿给石红的信封里,结算单上写明是“付局13000元”。这里的“付局13000元”真实的意思应是付给安监局。

    周某云为什么改变证言?他在录音中说是因为受到办案人员的威胁。至于怎么威胁,他不愿意多说。

    而安监局人员,均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更何况,他们在录音中,都承认有开会讨论。

    石红说:“周某云的说法自相矛盾,安监局工作人员也有两套说法,凭什么只认定对我不利的说法,而不认定对我有利的说法?”

    仅凭借几个摇摆不定的证人证言出入人罪,这太可怕了。相当危险的,根本不能排除是单位决定的情形。

    关于石红举证录音材料和记账本,原审法院认定“石红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不足以推翻侦查机关收集在案的证据,不能印证其收受的13000元回扣款是集体研究决定,并在春节前已发给每人1500元的事实。”

    石红的辩护人指出,这是适用法律错误。证明有罪的责任,不应分配给石红,而应由控方来承担。对于石红来说,举证是权利,不是义务。

    05.“改判无罪,为什么那么难?”

    石红说,“喊冤十几年了,不是为了追究谁的责任,想要的只是一份清白。我对清白和尊严的渴望,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会随着年岁渐高而愈加强烈。”

    这既是石红性格决定的,也跟他的经历有关。石红说,“有一次因为琐事和一人发生纠纷,就被指着鼻子骂是罪犯,那种委屈,没有人能够明白。”

    这样一个小小的受贿案件,一个判处免刑的案件,一个已经十几年的案件,一个走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申诉再审被维持,几乎所有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石红的辩护人说,“我们确实没有信心继续申诉还会有希望,甚至多次想劝导石红选择放下。”

    “我们这么想,不是因为对这个案件是错案的判断没有信心,而是之前对法院没有那么多的信心,我们害怕省院不肯再次决定再审这样一个免刑案件。”

    这样一个经过“司法平衡”处理的案件,很多人认为石红应该选择放下。现实中,绝大部分人应该也会选择放下。但石红却放不下,他用十几年的时间来和这样一个我们眼中的小案件做斗争。

    在他眼中,一个人的清白和尊严,比任何事情都来得重要,这等决心,无关时间成本,更无关经济成本,不是谁都能理解的。

    石红的辩护律师在庭上说:“改变一个小案件,或许会损害到某些人的利益。但改变一个案件,也会还一个人清白和尊严,也才能切切实实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每个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

    改判石红无罪,更能让人们相信法律、相信制度。继续坚持错误,则表面看是仅仅损害石红一个人的利益,而实际上,让人们不相信法律、不信任制度,这才是最大的损害,这种源头的污染性损害,岂是个别人的利益所能相提并论的。”

    06.“福建省高院:坚决落实疑罪从无”

    2005年到2019年,这十五年间,石红被控犯受贿罪一案,历经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二审、再审,均判决有罪的情况下,石红坚持继续向福建省高院申诉。

    2016年4月27日,福建省高院第二次决定立案再审。2017年10月27日,案件在福建省高院开庭审理。

    出庭检察员发表维持原判的意见。这说明检法两家并未形成一致意见,改判仍有阻力。之后,又是长时间的焦灼等待。

    从2006年到2019年,这十四年间,张中成律师坚持为石红辩护,后来郑文鑫律师一起“接力”为石红辩护。

    郑律师说:“这个案件有标志性意义,最难的不是法律上的辩护,而是对「疑罪从轻式」判决的挑战。石红并非被判处重刑,他仅仅被判处免刑。他不服的是这种以轻罪代替无罪的「和稀泥」做法。”

    庆幸的是,福建省高院在高压反腐时期下,仍然坚持实事求是,两次决定再审,并纠正“免刑代替无罪”的平衡式判决。

    但令人遗憾的是,石红的“仕途”在十五年前就“终结”了,这十五年来,他还一直背负着“罪犯”的包袱负重前行,成为一个“有污点”的人。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错误的判决给他带来巨大的困扰和伤害。

    司法程序应当严格再严格,司法人员应当慎重再慎重,因为每次判决,都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次错误的判决,不仅会给他人造成重大的伤害,也会严重影响司法公信。

    石红说:“福建省高院两次决定再审,改掉一个免刑判决。这是专业和担当的体现,也是人民对司法公平公正的期待和要求。”

    有罪就有罪,无罪就无罪。石红最后说道:“希望法院能够将这中司法态度,贯彻到每个案件中,从源头上纠正疑罪从轻式的和稀泥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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