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国家历史》杂志

1949年，从保甲到居委会，在大历史是新旧制度的更替，而之于渺小的个人，却是短暂的得失与荣辱。

说起来，陈福林和陈道彰两位老人，这辈子唯一重大的政治身份，就是曾经担任了共和国第一个居委会的一把手和二把手。陈福林来自工人阶级，陈道彰出身商人世家。前者靠拉人力车糊口，后者是这个城市资产阶级的后代，有着不错的学业背景。居委会之于他们就像是一个命运交叉的城堡，把两个人生轨迹截然迥异的人物安排在了一起。这个在他们政治生涯里至关重要的一笔，最终也影响了他们此后的人生。

居委会这个全新的行政单位来源于新政权对于城市管理的尝试。1949年，刚刚进城的红色政权对于眼前的大都市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虽然在革命之前，党的多数领导人都曾有过在城市生活的经验，但试图像改造农村一样改造一个城市显然是两码事。城市因商业而崛起，它远比依靠自给自足的农村显得复杂。

到底依靠谁来改造城市？是工人阶级？还是此前的商业精英？陈福林和陈道彰的那段政治经历，只不过是新政权一种尝试而已。

开端

陈道彰的家族世代经商，传说他的祖父曾经做过胡雪岩商业帝国的账房先生。到了他父亲一代，从家族继承的酱园生意已颇具规模。当时的酱园生意包括制酒以及一系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副食经营。在解放前，他的父亲陈兴五已经是杭州市酱酒业公会的会长和市商会的副会长。

虽然不为吃喝发愁，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陈道彰的童年过得并不安稳。

1937年，杭州沦陷。陈家举家迁往上海，在法租界租贷度日。陈道彰在上海法政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学的是经济。十年后，陈家迁回杭州。经历了短暂的安稳，到了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南北局势剑拔弩张，杭州日益显得动荡不安。

1949年1月的杭州，天气显得格外得冷。而市面上却热得异常，物价飞涨，米价一日一价，不到一个月翻了三倍。人心动荡，坊间盛传国民党要逃亡了，钞票都不值钱了，人们都拿钞票排队兑换银元。

当时，国民党的浙江省主席陈仪支持李宗仁的和平谈判，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因此杭州的政治空气倒显宽松。街上，“清算战犯，清算四大家族，打破伪和平”的标语四处可见。各类传闻都很多，有的说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决不手软，也有的说共产党的干部是最好和最有效率的。这让陈道彰对即将到来的时刻即充满期待，又惶恐不安。

到了2月中旬，杭州的政治空气骤紧，陈仪被免职、幽禁。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打响，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当时的精英阶层普遍踟躇于去与留的选择。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里，去或留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陈道彰没有选择离开，“虽然我们也是资本家，但对国民党也很反感，没地方逃，不如静观其变。”

5月3日下午，解放军进城。这一日，在每个人的回忆中充满着不同的期待，陈道彰说，“国民党炸了钱江大桥，物价还是飞涨，街面上找不到个剪发的地方。”在竺可桢的日记里，杭州一切安好，解放极为平安。在拉人力车的陈福林眼里，那一天是自己革命的开端。

新身份

新旧政权交替，城市的管理出现了短暂的真空。那一阵子，社会上，面目纷杂的各类人等兴风作浪；市场上，投机商人囤积居奇。

初来乍到的政权和城市的基层群众缺乏联系，这有待于时间和有效的手段。这致使他们起初不得不依靠原有的基层行政体制——保甲。

保甲体制在中国源远流长，直至清末，随着政局的动荡和军阀割据，保甲制度松弛下来。1927年，民国政府试图恢复这种古老的办法。但基层群众已经形成了自治习惯，国民政府在后期更尝试着把地方自治和保甲制度并行。

解放初期，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是，暂时正确地利用保甲人员，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最终予以取缔；对保甲监督利用，让他们立功赎罪。

差不多就在这时，政府的人主动找到了陈道彰。虽然在当时，陈道彰的家庭不是保甲，但他们在当地有威望，能办事。这对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阅历却又充满抱负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种垂青。

5月24日，杭州市成立了人民政府。当时，陈道彰所在的上城区政府还沿用旧称谓：区公所。第一任区长叫田奎荣，个子高高瘦瘦的。

6月的一天，田区长主动找到陈道彰，打算让陈道彰组织一个消费合作社，平抑市面上纷乱的粮油价格。这对陈来说即是个机会，也是新政权给予的身份认同。

因此，陈道彰欣然应允。组建合作社几乎是义务的，一切资金由陈想办法，政府不出一分钱。粮油由政府配给，平价售于市民。价格比市价便宜得多，居民按票购买，为的是打击不法商贩的投机倒把，聚货囤奇。这个办法在当时很好地平抑了物价。至于酬劳，即是每售出150斤米，消费合作社可以得到4.5斤米作为提留。

虽然这并不是一桩划算的买卖，但在新社会乐观情绪的笼罩下，陈道彰显得尤其积极。自己找人找地方，到了9月份，在一个尼姑庵里，一杆秤，数袋米，消费合作社就算成立了。

陈道彰第一次当上了公家人。本身既有经济知识，加之肯办事，政府的领导都看得起他。作为消费合作社的经理，他也试图为自己的家族在新社会谋得一条新的出路。

随着城市接管工作的进行，新政权开始尝试着对基层渗透管理。当时，杭州市人口45万，不远处的上海，当时有520万的人口。

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最初的7个月里，城市的管理者遭遇了严重的麻烦，上海出现了治安事件的高发期，那段日子里共发生了抢劫案530起，强盗案737起，盗窃案11430起。虽然新的政府不愿意把这个数据与7个月前的形势拿来比较，但很显然，这个城市解放之初，看上去不是更好，而是更坏了。

1927年，蒋介石进入上海时，局面也是混乱不堪。他通过帮会头目的帮助，逐渐控制了这个华洋混居的大都市。而22年之后，这个城市已经成为国际上最为活跃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摆在红色政权面前的局面更为复杂。

按照苏联的现成经验，城市居民被分为两部分：有单位的人和没有单位的人。工作单位组织本单位人员的生活，并视此为己任。大的单位不仅为他们的人员提供住房、医疗和其他服务，而且还组织政治学习，管理业余活动，同意结婚或是离婚，监督释放了的罪犯，以及一切社会控制的细节。而没有单位的人却成为一盘散沙，甚至让他们有被抛弃的感觉。这些人占到了当时城市人口的一半。

针对没有单位人的管理，新政权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照搬苏联的街政权组织，另一种就是居委会。从解放战争初期到1951年，东北、华北、中南，第四野战军所到之处，全部建立了街政权体系。但考虑到城市的行政层级过多，1949年4月，刘少奇曾要求压缩城市行政层级，街政权遂被撤销，各地遂萌发建立居民委员会的打算。而街政权的外在形式，却以不破不立的局面存在至今。

选举

杭州一开始就试图走居委会的模式。

经历了5个月的短暂接管，市面上逐渐恢复了平静。在与城市群众的广泛接触中，人们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政权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9年10月，杭州市政府指示，开始废除保甲建立民主的居委会。

这个时候，针对保甲制度的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从之前的立功赎罪，到召开群众大会,集体揭露保甲制度的反动性,控诉保甲长的横征暴敛。允许人民清算, 然后将被控告者交人民法庭判处。

这个时候，陈道彰还是社会上的积极分子，他办的合作社规模越来越大，有六个供应点，一个粮食加工厂了。

10月份，田区长又找到他，跟他说，解决了民生问题，现在政府打算进一步向基层深入，组织居民委员会，他们家在当地德高望重，希望他参与其中。居委会的组建，之前谁都没有尝试过，至少在陈道彰当时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职务。

但让陈道彰没想到的是，这个机构的一把手不是他。政府已经在城市的群众运动中发现与培养了另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革命的意识和冲动更强，也更坚决。

这个积极分子就是陈福林。陈福林出身贫苦，小的时候读过三年书，日本侵华，杭州沦陷后，开始四处逃难，乞讨为生。直到1945年，他才回到了杭州，借钱买了一辆人力车。等到杭州解放，作为旧社会受压迫者的代表，他的苦日子也熬到头了——被招到棉种公司做翻种工。

由于出身好，肯吃苦，陈福林不久就做到了公司的小组长，每月能拿60个粮食单位（在解放初，货币不稳定时期，一种折现方式）。这在当时能够换取900斤粮食，养活一家八口人。这种生活对于他来说，颇为满足。对于未来他满怀憧憬，他的生活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比此前更遭了。

1949年11月17日，他至今对这个日子记忆犹新，那一天，单位领导找到他，跟他说，他们是地下党，现在组织上有任务派给他，要他去参加革命工作。具体什么工作，也没讲，只让他服从。

对于一个人力车夫来说，“革命”这个词和理想无关，且飘渺得脱离了现实。他的现实是每个月60个粮食单位和实实在在一家八口的生活。陈福林当时就拒绝了这个光荣使命。倒不是他短视，让他拿每天的口粮去押宝革命他做不到。

组织上找陈福林谈了几次，他终于知道了是派他去基层组织建设居委会。他不知道居委会属于多大的行政级别，他也不关心这个。听说要管很多人，他开始犯嘀咕，他讲了自己的难处，一来文化低，只读过三年书；二来杭州市情况复杂，让他这个老实人去管人，肯定淹没于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中。组织上显然很垂青他，非他不可。

到了23日这一天，领导给陈福林下了最后通牒，跟他说，从明天起就不用来上班了，这个月的工资提前支给他，让他准备投身革命。而且话也撂下了，不服从可以，反正你已经不是棉种公司的人了。

陈福林当时很难受，立马成了没工作的人。而即将开始的居委会工作充满着未知数，而更重要是，到底拿多少钱，谁也没跟他讲。

11月23日晚上，组织上通知他开会，起先他都不知道这是居委会的民主选举会。更不知道他即将铸造历史，成为新中国首个居委会的主任。

陈道彰当天也参加了会议，会场里有60%的人是他们消费合作社的员工。

晚上7点多，陈福林来到会场。等到开会的时候，台下已经聚集了270多人，这里面他一个都不认识。

上城区区长田奎荣在讲台上主持，国民党时期上城区27个保甲长垂手站在讲台右侧。选举在选民们刚学会不久的国歌声中开始，发下来的选票上，有21名候选人，“每张选票划17个圈，少划可以，多了不行。”

陈福林的名字写在第一个，接下来是陈道彰。

当时，台下有人提意见，说选的人都不认识，怎么画圈，一时间会场比较嘈杂。田区长站出来讲话，他并没有解释陌生人都是谁。只是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要与旧社会的一切事物作斗争，我们现在为什么成立这个居民委员会，就是要彻底清除封建社会的保甲制度。田区长说，居委会的这些委员，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需要你们自己选，这是赋予你们的神圣选举权，你们一定要用好，选出你们信任的人。

最终，陈福林以220票当选居委会主任，陈道彰以208票当选副主任。这个结果在田区长意料之中，而又是主任陈福林意料之外。

移交工作时，那些保甲长们不配合，区长秘书一时火了，把手枪拍到桌子上，声色俱厉，政权才得以顺利移交。

当天会议的另一个决定是，让陈福林担任消费合作社的经理，陈道彰为副经理。陈道彰明显感觉不舒服。因为居委会的主任没有报酬，为了平衡陈福林参加革命的损失，也让他足够养活一家八口，必须给他一个获得报酬的待遇。可即使这样，陈福林依旧不满足，之前他每个月能拿60个粮食单位，现在只能拿24个粮食单位。

结局

事实上陈福林并不负责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一方面他不懂。另一方面，居委会的工作也够他忙的了。

当时，上城区是杭州市的中心区。陈福林这个居委会主任权利涉及的范围很广，占到了上城区的三分之一，包括11个派出所。

虽然那时候居委会和现如今一样，是个基层机构。但权力在形成最初，还是充满着诱人的光环。

陈福林的居委会肩负起了没有单位人的保姆生活。他们组织有益的服务活动，比如打扫街道卫生，宣传来自上级的各项运动。同样，“保姆”们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进行控制，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会，检查没有户口的人，进行夜间安全巡逻，同意结婚或者离婚，监督释放了的罪犯以及不和谐的家庭。再往后，居委会发展到说服一些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村去或者限制他们多生育。

总之，这些工作压垮了陈福林，他说，那时候他整天在开会，基本上没有主持日常的居委会工作的时间。

在基层的工作中，陈福林和陈道彰建立了同志般的友谊。此前，陈福林只听说，陈道彰出生大地主，他们家在全杭州都是大名鼎鼎的有钱人。这个有钱人，如今在新社会里却屈居他的手底下。

而一笔抗美援朝公债，却成了两个人之间此后无法解开的心结。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战争持续了两年九个月的时间，国家向社会上公开发行公债。那时候，人们手里有钱的不多，动员全民买公债的任务就落在了居委会的头上。

当时，他们居委会的任务是认购公债4万份，这可难住了陈福林。

辖区内的富人他不认识，辖区内的穷人又买不起。政府对于富人一般实行摊派，田区长当时让陈道彰个人认购1万份股。组织上让家庭困难的陈福林家象征性认购了1股。

陈福林记得，当天晚上，陈道彰的母亲就来找他，说家里已经破产了，没什么钱，能不能让他向组织反映下，少认购一些国债。

想不到没几天，陈道彰就动员身边朋友很快完成了居委会的全部认购任务，而且自己私底下典卖了房子和家具，个人一次性认购了10万份公债。公债市价每股4毛多，不到五毛钱。1950年，一个大学毕业的高级职员的月收入是49元，10万份公债相当这个人一辈子的全部收入。陈道彰的积极认购国债并没有为他赢得过多的荣誉，到了1956年，这次认购行为成为他资产阶级身份的最佳证据。陈道彰至今都为此无法释怀，他对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始终低调，他只是说，他们家是个小生意人。

1952年6月，陈福林完成了他32个月的任期。等待他的不是升迁却是出局。一个上级领导要将他的行政级别降半级，让他担任消费合作社副经理，陈福林负气请辞。两个月后，陈道彰在“肃反”运动中被定性为混入革命队伍的资本家，黯然离职。

后来，陈福林去做铁路工人了，这个体力活，虽然拿的钱更少了，但让他觉得不操心。而陈道彰自此家道中落，改名陈达，在上海教了一辈子的书。

之后，杭州市居委会的成功尝试向全国开始推广。1954 年12 月31 日, 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这个国家，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地位。

它的性质是，城市基层居民自治机构。

(本文来源：国家历史 作者：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