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毕业于东京法学院，民国第一个拥有正式执业资格的律师，历任民国外交次长、交通总长、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要职。
从“21条”到“火烧赵家楼”，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曹汝霖扮演了一个极为不堪的角色。不过，在“卖国贼”的标签后面，他也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一次争吵与一次召见，即可为证。
争吵，是1901年在日本的一次留学生集会上。这个就读于东京法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上台高呼：“我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要知破坏容易，建设繁难，试观法国大革命，虽然推翻王朝，成了共和政体，嗣后战乱频仍……我们不应只看今日法国的繁荣，而忘了法国革命历史之惨痛！”旁边一位孙中山的追随者愤而起身，脱下皮鞋朝他砸了过来，曹汝霖当即也脱下鞋，回砸过去。
召见，是在1905年的颐和园，西太后慈禧向其询问立宪之事。其间，慈禧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曹侃侃而谈道：“……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慈禧听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此等细节，早被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不过，在后世一些民国史的研究者眼中，曹汝霖是清末民初中国少有的具有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律人才。
他是民国史上第一个申请到律师执业证书的人，根据数据统计，在民国元年9月至12月的4个月时间里，曹汝霖代理的诉讼案多达28件，并承担了上诉刑事案件中半数以上的辩护工作。从曹氏的执业经历中，人们也可以窥见，“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萌芽阶段，律师这个现代职业的执业状态，和从中折射出的饶有意味的社会图景”。
彼时的中国，普通民众并无律师这一概念。曹曾去保定出庭，下榻的旅馆便张灯结彩，大书“欢迎曹大律师”，曹氏颇为惊讶后问之，才得知当地百姓将其当作了旧时的巡按。
就连颇为赏识曹汝霖的袁世凯，都曾问他：“何必做律师，律师不是等于以前的讼师吗？”曹正色答道：“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
曹的律师事务所，设在家中。此时“风气未开”，请教者不多。后来曹接了一个死刑犯上诉案件，在他的辩护下，死刑犯被无罪释放，曹汝霖从此声名远播。
在曹氏晚年的回忆录中，提起这段往事，字里行间亦流露出意气风发之感：“从此大家知道诉讼不能不请律师……区区之名，不胫而走，从而门庭若市……后来，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
虽然名动一时，但曹大律师的收费并不昂贵，“除照章公费外，不计较酬报，听当事人之便”。曾有一案子获胜，当事人全家老小到曹家叩头致谢，感激涕零，但家中贫困，只能送些土产表示谢意。曹氏不仅不收酬劳，就连工本手续费都免了。
如果历史的风往其他方向吹一吹，曹氏或许不会有日后的骂名。但这个名律师很快便入袁氏内阁，因“熟稔法条”，被任命为外交次长，遂有后来的“21条”与“巴黎和会”，沦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
不过，在一些观察者眼中，这个众人口中的“卖国贼”，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并无多少“亏欠之处”。
中国最卓越的外交家顾维钧曾这么评价曹汝霖：“……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
抗战开始后，曹氏亦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本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曹氏始终不为所动。日伪华北政权曾为其挂上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从不参与活动。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天津新车站用机枪扫射难民，曹曾出面给日军打电话抗议，日军才停止射击，随后，他与儿子曹朴又联系商会，设立收容所、粥厂，将难民陆续送走。
晚年时，曹氏曾在回忆录中谈起“火烧赵家楼”一事，读来倒也颇有意味——“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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