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太绝对算得上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2007年,一篇题为《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的博文,让周立太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为农民工鞠躬尽瘁维权的他,反过来又骂拖欠律师费用的农民工为“一帮畜生”。3年后的今天,他旧事重提,说起差不多50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无法收回,他连用了好几个“寒心”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他随后表示,“死了也要为农民工打官司”,原因是,“为农民工维权犹如炒股票,我被套牢了”。

帮助别人维权却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听起来像黑色幽默,却是当下律师为农民工维权的现实。一方面打赢官司的农民工拖欠律师费,另一方面,又不断有农民工登门求助。对于那些因被拖欠工资而挣扎于生存线上的农民工而言,周立太可以说是他们的一根救命稻草,没有几个律师愿意代理农民工案件,更莫提使用“风险代理”。因为此类案件的周期长,大多在三年左右,更重要的是,当事人一旦失信,律师只有“倒贴”的份。他也曾经试着把拒付律师费的农民工告上法庭,但结局是赢了官司,法院却无法强制执行,分毫不获,自己倒把诉讼费赔上去了。对于农民工这个“游民社会”而言,能处理的财产随个人移动,人不见了,钱自然也就难觅踪影了。

律师避免遭遇失信的办法有二:要么拒绝代理,要么按时或按件预先收取律师费,不见钱不开工,杜绝赖账可能。然而,这对许多几乎身无分文的农民工而言,相当于把他们挡在了司法救济之外。在普遍同情弱者的舆论环境下,不少人认为,长期贫困和被压榨的处境逼得农民工已不在乎道德诚信,律师既然是为民工打官司,就应该考虑到民工对诉讼费的承受能力。这样的分析诚然没错,但社会不诚信的苦果,是不是都必须最终由当初诚心付出的人独自品尝?如果今天的周立太是秉持自己“农民出身”对农民工维权之难感同身受,而自愿被“套牢”,那在一次又一次的失信之后,是否还依然能初衷不改?尤其当律师事务所可能因拖欠律师费而不得不关张之时。

社会正义的伸张,不是靠一两个人物所能完成的,个人能力毕竟是脆弱的、有限的,而且,如果将希望只寄托在某个人身上,那正义也极有可能是摇摆不定的。周立太说,他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农民工必须讲规则,甚至还苦口婆心地分析不讲规则的危害性,说这会影响社会的法治进程。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听懂,但如果他们耳濡目染、亲身经历、饱受熏陶的都是些政府、企业以及商人不诚信、不老实的事例,又怎么能奢望他们自己很老实地“讲规则”呢?社会诚信是环环相扣的系统建设,农民工的不老实充其量只是处于最底层、最无可奈何的一环罢了。若要谈到治理,要解周立太的困境,自然也不应该仅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