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离婚手续太简单是导致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因此建议修改《婚姻登记条例》，要求离婚时增加双方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的调解书。(3月10日《重庆晚报》)

    这个建议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应该怎样看待离婚和离婚率?第二，目前中国离婚程序的弊端和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

    这位代表的论据中存在两个常见的误区，如婚姻家庭研究专家徐安琪等早就指出过的：一是与长期宣传给人们造成的印象相反，中国的离婚率尽管在增长，但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中国的婚姻家庭仍是普遍稳定的;二是离婚程序繁简与否和离婚率没有必然的联系，离婚程序非常简便的日本，离婚率并不高，而离婚程序的复杂并没有影响美国离婚率居全世界第一。

    降低离婚率的愿望，反映了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的传统思想。但是，从法治和权利的角度看，离婚是婚姻自由的一种，在感情破裂、一方犯下严重过错等情况下，离婚不但是一种应有的自主权，还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应受鼓励的选择。至于离婚后当事人及子女经受压力的现象，恐怕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由离婚、而是人们对离婚和单亲家庭的偏见造成的，这恰恰提醒我们应避免将离婚简单负面化。

    其实，关键不在限制或减少离婚率，而在要让离婚对当事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震荡都减少到最低。这就需要尽量保证离婚公平，救济弱势和受害一方，减少离婚给她(他)们造成的影响。

    《婚姻法》已经有了离婚过错赔偿、为家庭付出较多的一方多分财产、对生活困难者应予经济帮助等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落实不够，应该引起重视。

    至于不经过法院的协议离婚，由于民政部门只对离婚协议进行形式审查而不进行实质审查，对离婚协议是否有失公平、是否有损当事一方或子女的权益，没有必要的监督和纠正机制，因此看似温和的协议离婚，却可能埋藏着相当的风险。

    但是，与这位人大代表观点不同的是，优化离婚程序的法宝并不是调解前置。她所谈的调解大致属于人民调解的范畴，这是受到大力肯定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但是，具公信力的调解需要以专业知识、专门技巧和正义之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说，如今的单位和村居委会，有多少比例拥有可靠的调解能力?

    相信这位人大代表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撇开良好动机不论，苛刻一点评价的话，这一建议其实是莫名其妙的担忧，南辕北辙的解决方案。而且，其中还有一种限制公民自由、扩充权力的倾向，这就更有必要对它进行严格的挑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