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刑事管辖权兼具国际法与刑事法、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多重属性，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成因与协调方法均体现出显著特殊性。除国际惩治性公约的推动作用外，“域外管辖属地化”的扩张与刑事“合法性原则”的缺位，更直接促进了国家间刑事管辖权积极冲突的形成。无论是刑事诉讼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国际公法的“礼让原则”、还是国际刑法的“管辖权分级”、国际私法的“外国法适用”，乃至晚近实践中的“跨国协同解决”等方法，均不能充分应对此类冲突。在我国跨国犯罪活动持续增多的背景下，需综合考量并合理运用相关协调方法，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等制度安排，为我国在与他国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协调中做好“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准备，进而坚定维护并妥当行使我国的刑事管辖权。
关键词：刑事管辖权冲突;域外管辖属地化;涉外刑事诉讼;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跨国协同解决
作者：朱丹(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法学家》2026年第1期“视点”栏目。
因篇幅较长，已略去原文注释。
目录
问题的提出
一、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成因
二、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方法与适用限制
三、我国的应对方案
结语
问题的提出
传统上，国家管辖权的行使主要限于其领土范围内的人、财产与行为。但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持续加剧，跨国公司数量不断增加以及跨国犯罪活动愈发频繁，域外管辖权的行使已成为普遍现象，并在私法与公法的各领域引发了管辖权冲突问题。管辖权的非排他性既可能导致国家间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即多国主张管辖权;也可能产生消极冲突，即没有国家主张管辖权。与跨国民商事法律领域历来以管辖权积极冲突为核心问题不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跨国犯罪领域主要面临着管辖权的消极冲突问题。近年来，各国陆续签署了一系列惩治跨国犯罪的国际公约(下文简称为“国际惩治性公约”)，旨在惩治跨国毒品、洗钱、腐败及网络犯罪等行为。此类公约的推动与实施，使得以往主要集中于国际民商事领域的管辖权积极冲突问题，在跨国刑事领域日益凸显并成为突出挑战。刑事诉讼法领域的前辈学者已明确呼吁，学术界与实务界应切实提高对我国当前面临的涉外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的重视程度。
较之跨国民商事领域，跨国犯罪领域的管辖权积极冲突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第一，从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的关系上看，涉外刑事管辖权与适用法之间通常呈现“二位一体”的特征，即刑事管辖权规则本身既承担着类似跨国民商事案件中管辖权确定的功能，又兼具准据法选择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法院审理涉外刑事案件通常只能适用本国刑法。由此，各国刑法的适用以刑事管辖权的确立为前提，跨国犯罪领域的法律冲突实际上在管辖权阶段便已提前显现，因此其协调较于民商事领域更具必要性。第二，从法律适用的可预测性角度而言，与涉外民商事领域当事人可根据相对明确的冲突规则预测准据法适用不同，不同国家对跨国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意味着不同刑法的适用。无论是个人还是跨国公司，都可能需要同时遵守至少两个国家的刑法规范，才能有效避免承担刑事责任。第三，从对管辖权的限制层面来看，民商事领域的域外管辖通常不受国际习惯法的约束;而刑事管辖权兼具国际法与刑事法的双重属性，既体现为权力也表现为义务，可能同时受制于这两个法律领域的规制。因此，涉外刑事管辖权边界的划定更具不确定性，其协调难度也相对较大。尽管如此，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在产生原因与表现形式上，与跨国民商事及其他领域的管辖权冲突仍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应对方法层面亦有共通之处。例如，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间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曾与国际私法领域的法律冲突问题被纳入同一范畴进行讨论与规制。又如，随着国际刑法的发展，国际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范畴不仅涵盖国家间的横向管辖权冲突，还涉及国家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之间的纵向管辖权冲突，其相关协调方法亦可为跨国犯罪领域的冲突解决提供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参考。
完善我国涉外刑事管辖权制度，既能应对其他国家刑事管辖权的不当域外扩张，又能保障我国刑事管辖权的依法妥当行使与我国刑法的合理域外适用，因而是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涉外刑事管辖权的国内立法仍不完善，既无法有效应对个别国家在跨国犯罪领域的管辖权不当行使以保障我国属地管辖权，也未能妥善协调我国域外刑事管辖权与他国属地管辖权之间日益增多的冲突。据此，本文首先深入剖析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产生的特殊原因，进而从不同法律制度(包括刑事诉讼法、国际私法及国际刑法)与不同层面(国内、区域和国际)，系统考察并分析协调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各类方法，评估其有效性和可适用性，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应对涉外刑事管辖权冲突问题提出具体法律建议。
一、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成因
与民商事管辖权类似，刑事管辖权的确立通常需依托领土、主体及法益等特定连结点。其中领土为主要连结点，据此刑事管辖权通常分为属地管辖与域外管辖。在跨国犯罪情形中，这些连结点未必仅归属于单一国家，且各国对连结点的认定标准可能存在差异，由此易引发刑事管辖权并行问题，具体表现为属地管辖之间、域外管辖之间以及两类管辖相互间的竞合。与其他领域不同，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并行现象的一个特殊成因，在于日益增多的国际惩治性公约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这类公约中关于管辖权的“强制性条款”与“任择性条款”，正不断扩大缔约国依据公约所主张的管辖范围。一方面，国际惩治性公约逐步拓展了域外管辖义务的适用范围。早期公约的域外管辖权规定较为保守，例如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4条第1款仅将属地管辖作为缔约国的强制性义务，域外管辖均属任择性范畴;而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第7条第1款则将强制性义务的覆盖范围扩展至主动属人管辖。另一方面，在国际惩治性公约的推动下，国内立法持续扩大属地管辖原则的适用范围，逐步形成“域外管辖属地化”的发展趋势。
(一)域外管辖属地化
在其他公法领域，管辖权的域外扩张多通过域外管辖原则实现，而刑法领域更体现为属地管辖原则的扩张适用，主要包括：第一，属地性的去要素化。传统跨国犯罪属地管辖遵循“构成要素理论”，要求犯罪构成中至少一项因素发生在境内。如法国《刑法典》第113条规定，犯罪构成要件任一组成部分在领土内即可确立管辖;我国《刑法》第6条也明确“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我国境内，即为属地犯罪。由于犯罪构成要件范畴由国内法界定，因此通常认为，分别基于犯罪行为和结果的“主观属地原则”和“客观属地原则”均符合构成要素理论的要求。但“普适原则”引入后，管辖标准放宽为犯罪全部或部分发生在境内，无需考量该部分是否属犯罪构成要素，属地管辖由此可基于构成要件外的“行为”或“效果”展开。例如经合组织《国际商务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第4条第1款要求缔约国管辖“全部或部分在境内实施的犯罪行为”，其《评释》更强调对此属地管辖权条款“作出足够宽泛的解释，以便不要求与贿赂行为有广泛的物理上联系”。英国《反贿赂法》据此将在英国境内开展部分业务的实体纳入管辖，即便其贿赂行为本身与英国领土没有联系。此外，属地管辖的去犯罪要素化趋势还体现在“效果原则”的适用中。该原则指一国以境外犯罪行为产生的“影响”为依据，主张行使客观属地管辖权。但无论非犯罪行为还是后续影响，均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犯罪构成要件，此类管辖本质是冠以“属地”名义的域外管辖权。
第二，属地性的意图化。跨国犯罪属地管辖权的行使也能够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为依据。若境外的未遂犯罪行为具有在一国领土内造成犯罪结果的意图，即可纳入该国“属地”管辖范畴。其典型适用于意图向某国出口毒品等违禁品的域外行为，即便违禁品在实际运抵目标国之前被截获。《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4条第1款b项允许目标国对此类未遂犯罪行使属地管辖权。《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5条第2款同样规定，对“发生在本国领域以外……目的是在本国领域内进行的”未遂犯罪，国家可确立管辖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2条第2款、《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第22条第2款亦有类似规定。部分国家国内法也明确认可此类管辖权，如德国《刑法典》第9条第1款规定，意图指向德国的域外未遂犯罪可依德国法管辖。这种以主观意图为连结点的“属地”管辖，本质是对本属域外管辖的行为属地化处理，即便全部犯罪行为发生于境外，意图结果未实际发生，且领土秩序未受实质损害。
第三，属地性的派生化。刑事管辖权按来源可分为两类：一是根植于国家固有主权的“原始”管辖权，二是原本属于他国主权范畴的“派生”管辖权。通过国际惩治性公约的制度安排，对特定犯罪无原始管辖权的国家，可行使派生性“属地”管辖权。例如《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4条第1款第2项规定，“在其内发生罪行的航空器在该国降落时被指称的罪犯仍在该航空器内”，该“着陆地国”有义务行使管辖权。这实则是着陆国针对领土外犯罪，行使派生于航空器登记国的“属地”管辖权。此外，国际惩治性公约中普遍的“或引渡或起诉”条款亦属类似情形：若一国对境内出现的犯罪嫌疑人不引渡至有管辖权的缔约国，“出现地国”便有义务对该犯罪进行“属地化”管辖。传统上，属地管辖权中的“地”仅指犯罪行为或结果发生地，因此无论是“着陆地国”还是“出现地国”，对领土外犯罪实施的属地化管辖，本质上都属域外管辖范畴。
(二)刑法合法性原则的缺位
刑事管辖权兼具刑事法与国际法双重属性。国内刑事法律规范为刑事管辖权提供依据，而国际法则划定其行使边界。从国家间管辖权分配视角看，依据常设国际法院在“荷花号”案确立的“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现有国际法难以有效约束国家域外刑事管辖权的扩张。但刑事管辖权既关乎国家权力运行边界，也涉及个人权利保障，其行使需受刑事法律原则规制。合法性原则作为刑法重要基本原则，已获诸多国际人权条约明确认可。该原则要求法律适用具有确定性，而域外刑事管辖往往导致当事方难以事先预判适用的刑事法律规范。因此，能否以合法性原则限制域外刑事管辖，核心在于对刑事管辖权的定性。
国际法未明确一国需在国内法中将刑事管辖权定性为实体问题或程序问题。通常而言，认定特定情形下是否构成犯罪，需界定犯罪地点、主体、对象等要素，本质上属于实体问题;而确定具体由哪个法院行使管辖权，则归属于程序范畴。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与刑法适用范围相关的条款通常纳入《刑法》，而涉及国内法院间管辖权分配的内容，则规定于《刑事诉讼法》。从表面看，刑事管辖权似乎呈现程序性特征，但需注意的是，《刑事诉讼法》中的管辖权条款，仅调整一国法院系统内部的权限划分;而涉外刑事管辖权相关内容，常与刑法适用范围交织在一起。英美法国家倾向于将刑法适用范围问题归于“管辖权”标题下;我国《刑法》第6至9条有关属地、属人等管辖权的规定，则隶属于“刑法的适用范围”章节。二者殊途同归，即在跨国犯罪场景中，刑事管辖规则既界定国内法院的涉外管辖权，也决定国内实体刑法的可适用性。然而，刑事管辖权与刑法适用判定的一体化，也带来了明显问题：各国往往仅依赖传统国际公法层面的原则限制管辖权，而刑事实体法旨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合法性原则，却在此过程中缺位。这导致各国行使域外管辖权时，可能是追溯性适用“意外的”刑法，使当事方面临行为时无法预见的法律约束。同时，合法性原则的缺位，也意味着国家域外刑事管辖权的范围与类型几乎不受限制，进而引发更多的并行管辖权冲突。
二、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方法与适用限制
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多元化的协调方法：既有国内法、国际法的协调方法，也有程序法、实体法的解决方式，既涉及立法统筹也包括个案协调，更离不开对国内刑事诉讼法、传统的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新兴的国际刑法和晚近国家实践中的管辖权协调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主要包括“一事不再理原则”“国际礼让”“管辖权分级”“外国法适用”和“跨国协同解决”。
(一)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源于罗马法，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中通常被分别表述为既判力理论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但都是为了避免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追诉。当前，该原则不仅被多国通过宪法、成文法或普通法所确认，也被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规约纳入。这些规范共同表明：一事不再理原则既禁止单一主权国家对同一行为重复追诉，也能在涉及战争罪等国际犯罪时保护个人免受来自国内法院与国际刑庭的双重追诉。然而，现有国际法律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所谓“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无法有效协调不同主权国家对跨国犯罪的追诉冲突。有关该原则的明确性立法仅局限于区域层面。最典型的是《实施申根协定公约》第54条：“在一缔约方已审判终结的人，如果已经判刑，刑罚已经执行、正在执行或根据判刑缔约方的法律已无法执行，不得因同一行为在另一缔约方被起诉。”该条款虽明确禁止成员国间的重复追诉，但适用范围仅覆盖欧洲区域，并未成为全球通用规则。
在国内法实践中，各国对于是否承认一事不再理原则在跨国间适用存在显著差异，可大致分为三种模式，包括以英国为代表的“完全承认模式”、美国为代表的“完全不承认模式”和法国为代表的“区分承认模式”。英国长期认可该原则的跨国效力，1971年的特里西(Treacy)案中，法院明确指出：“无论此前基于相同事实的定罪或无罪判决来自英国法院还是外国法院，一事不再理原则均应适用”。英国的《哈尔斯伯里法》(Halsbury's Laws)也明确规定，“经另一国有管辖权法院审判并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同一罪行再次受审”。荷兰《刑法典》第68条亦明确，一事不再理原则同时适用于本国和外国判决，且不受犯罪发生地限制。相比之下，美国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美国宪法修正案虽规定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但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该规定仅适用于由同一主权国家提起的诉讼，而两个主权国家对同一行为进行追诉并不违反该原则。该例外的依据是“双重主权理论”，若被告同一行为违反两国法律、侵犯两国主权，则属于两种不同“罪行”，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再适用。法国则依据犯罪发生地区分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效力：对于完全发生在法国境外的非属地犯罪，其《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因相同事实在他国被明确定罪者，不得对其提起诉讼”，明确了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但对于属地犯罪(含部分行为发生在法国境内的犯罪)，则不承认外国判决的既判力。
综上，虽然欧洲通过区域性立法和判例逐渐建立一个相对广泛的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矩阵，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保护个人或者跨国企业在欧洲免受多重追诉，但在欧洲国家与外部国家之间以及欧洲外部国家相互之间仍缺乏有效的国际协定，该原则的适用受制于各国差异性的国内立法规定，因此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通过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来协调跨国刑事管辖权冲突的限制还在于：第一，该原则的适用以一国法院的最终裁判为前提，因此在国内侦查、起诉或法院仅做出初审判决的阶段并不能有效地防止平行诉讼;第二，由于哪个国家率先作出最终裁判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跨国一事不再理原则仅确立了司法管辖权行使上的“先到先得”原则，这实际上会加剧国家之间的管辖权竞争;第三，各国对于一事不再理意义上“终结”的认定亦存在差异，无法确定其仅涵盖案件的实体判决，还是同样涉及程序原因导致的出罪。
(二)国际礼让
因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的方法未明确纳入现行国际法规范体系，部分学者提出可将“在正式国际法框架之外运作的”国际礼让用于应对该问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域外管辖权相关报告中也指出：国家主张域外管辖权常引发管辖权冲突，但无需重新审议各国为解决此类冲突制定的国际私法规则。不过或许应纳入一般性礼让原则，这些原则对解决域外管辖权引发的冲突具有特殊意义。
国际礼让的概念溯源至17世纪荷兰学者胡伯的“三原则”，是各国交往中的传统外交与国际法概念，本质上不涉及法律义务，定位介于习惯与习惯法之间。作为国际私法基本理论，其近年逐渐延伸至公法领域，尤其体现在美国反垄断领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国际礼让的抽象性决定其适用需具体协调标准。美国法院实践中常以“合理性原则”为要求，但《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三次)》将其上升为“一项国际法规则”。依据其第403节，即便国家具备国际法认可的管辖害权依据，也不得在“不合理”情形下行使。合理性判断以“利益平衡”为核心，需在个案中权衡领土联系、国籍联系、合理期望、各国及国际体系利益、冲突可能性等因素。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该原则尚未成为习惯国际法，缺乏足够国家实践支撑。布朗利(Brownlie)更将利益平衡归为“无益的模糊”概念，而根据模糊的合理性标准来平衡国家利益难以带来减少管辖权冲突所需的可预测性。2018年《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四次)》对此作出调整，明确以国际礼让约束国家管辖权行使并非源自习惯国际法，仅为美国国内法要求;并在其第407节提出“真正联系”要求。这一标准国际认可程度较高，可追溯至国际法院“诺特波姆案”和“巴塞罗那牵引公司案”中，外交保护国与个人或公司的联系要求。由于外交保护与域外管辖均针对领土外行为，可借鉴“真正联系”概念用于限制域外管辖权，但外交保护法中的“真正联系”无法阻止多国主张保护，因个人或公司可能与多国存在联系。由此，将其适用于刑事管辖，虽能剔除部分牵强的刑事管辖权主张，却仍无法完全避免跨国刑事管辖权冲突。
真正联系理论的核心难题，在于“真正联系”的界定，以及法律层面“联系”与政治层面“利益”的关系协调。国际公法中五项基本管辖原则(除普遍性管辖权外)，均以国家与被管辖对象的特定联系为基础。但美国版本的真正联系原则并非对公认管辖原则共同要素的简单陈述，而是创设了新的管辖依据，即允许刑事管辖权建立在国际公法现有管辖权规则未涵盖的联系之上。这可能导致主张该管辖权的国家增多，若无法从法律上明确不同管辖权所涉联系的密切程度，也不能界定“更密切联系”的归属国，亦难以推进跨国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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