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特别感谢陈婉莹教授的授权，允我使用她的新书《香港大学世纪之问：改革开放初期与内地交流的人和事》中的故事。
这本新书是由陈婉莹教授和她的团队，用心良苦，历时2年多时间编撰而成，记录了香港大学18位学者和校友的故事，也记录了百年来的风云与热忱，理想与希望。
本篇内容选择其中一个故事加以发挥，希望从一个故事中呈现一间法学院的意义。更多的精彩内容，还是要看陈教授的新书。
这是一个30年前的往事。
1993年7月15日，上午十点，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没用香槟，大家举起啤酒杯，为一个企业的上市庆贺，也为由此开启的时代庆贺：
青岛啤酒，正式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由此，让世界开始投资中国，让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这次H股上市，是真正让改革开放的价值得到释放的开始，从此之后，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的经济得以快速融入世界，开启了黄金发展岁月。
而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公司法》，没有国际会计准则和资产评估标准，要上市，这本是一桩不可能的任务。
奇迹何以发生?时代何以开启?这其实与一个法律学系，一位法学教授密不可分。
何美欢教授：以学问，创造历史
1992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决定开始H股上市的探索，准许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
当时，离香港回归还有5年，两地的法律差异很大，许多国际通行的规章在内地还是空白。
如何让内地的企业符合香港的上市规则，如何让香港的制度迎接这一全新的市场，这都是艰巨的任务。
在这样的艰难时刻，联合工作组的香港法律小组来了一位法律老师，正是因为她的加入，她的艰难开拓与无私奉献，内地与香港两地的探讨、沟通、磋商、理解、以及法律的衔接，这项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
她就是香港大学的何美欢教授，她负责起草的《章程必备条款》，放在了内地H股上市公司章程里并设计了纠纷解决方案，成为这个跨时代壮举的核心。
随后，这些章程条款要求，被写进了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并最终得到国家体改委和中国证监会以正式文件颁发。
用联合工作组法律小组的香港组长梁定邦大律师的话来讲：如果没有Betty(即何美欢教授)的法律造诣与奉献精神，我们根本无法在六个月内完成工作。
因为她的工作，无穷的财富得以创造，但是，她却并没有收取任何报酬。甚至，有时搭乘交通工具到深圳会场，都没有要求报销。
对于何美欢教授而言，对于一个有伟大胸怀的法学教授而言，她所做的工作的意义，能够给中国与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这就是最好的工作报酬。
她为中国所做的事情，还不止于此。早在1970年末，还在加拿大律所工作的时候，她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消息，就激动地写信给内地官员，询问自己该如何参与。
后来，内地政府说，给我们寄一些英美国家的法律书吧，我们好参考建立自己的法律体系。可是，一些书怎么够呢?
她决定自己写一部给中国人看的普通法教材。
这也是她后来决心加入香港大学法律学系的原因，在随后的时间内，她广泛涉猎合同法、代理法、担保法、公司法、证券法，并出版了十几本专著：
《香港合同法》、《香港担保法》、《香港代理法》、《保险合同法》、《交易所的所有权归属与治理：非互助化》、《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等。
在她的心中，因为英美诸国实行的是普通法，要与国际接轨，内地必须认识普通法。2002年，她辞去港大的教职，以自己精心设计的普通法教学方案只身来到清华大学任教，直到她到生命的终点。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陈婉莹教授后来写到何美欢，用了七个字：她为国家做学问。
法学院的角色
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历史中，像何美欢教授这样的人，在她之前，在她同时，在她之后，都有很多很多，他们满怀理想与热情，以学问，以智慧，为了中国，默默努力。
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港大法律学系就开始商讨与内地法律界交流，助力中国了解和融入世界。
当时的法律学院的首任院长Dafydd Evans及法律专业学主任Pater Willoughby探讨为内地生提供国际贸易法律的可能性，为中国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人才，同时考虑为本地生开设中国法律课程，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
1990年代，港大法律学院成立中国法律研究小组，重点研究内地的司法制度及法律，其与香港的关系，内地法律教育、知识产权、公司法、法律纠纷、司法程序及宪法研究。
随后的时间里，港大法律学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利用香港的金融、法治优势，在中西方之间，变成了一个超级的路由器：
培养和影响了无数的学生、学者、法律从业者，帮助他们了解西方的法律规则、制度与文化，也帮助世界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文化，并让他们相互之间更好地对话、交流与合作。
回首百年，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没有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我们融入世界的进度，世界了解我们的程度，会变成什么样。
他的存在，对于中国，是极其重要的。在太平的盛世，在复杂的环境中，在社会的剧变里，都有着非同凡响的价值。
一所大学，一间法律学院，根植于一个社会，又能以言传与身教，以思想与行动，对身处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1993年，王振民来到香港大学做访问学生，港大法律学院给他很大的震撼，按照他后来的话说：“认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学院”。
后来，王振民成了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院长。
大学的气质
一所大学，一间法学院，他的气质、胸怀与价值，不会因口号而来，而是由身在其中的人所创造和发挥。
无数像何美欢教授这样的港大人，他们在此工作，在此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积极参与社会进程，积极表达对社会对世界的思考与关心，他们在此过程中展现的胸襟与理想，品格与追求，形成了一所大学的传统与灵魂。
他们培养了许多人，他们影响了许多人，他们也改变了许多事，他们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整个社会。这超越了单纯的教育意义，也重新诠释了教育的价值;
大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培养人，也在影响人。以知识、以情操、以道德、以情感、以价值、以理想，去教育自己的学生，同时不断辐射，影响到他所接触的人，或者接触、知道他的人。
他会给他所教育，所影响的人，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然后等待时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随着时间的积累，他变成了一座城市，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文明的根基。
他本身，就变成了社会的基石，任风雨飘摇，他能让这个社会有所安心。
在这个基础上，其实保护好大学的独立与完整，就是保护这所大学得之不易的传统与精神，就是保护我们社会的根基。
保护好大学的独立与完整，就是保护我们社会的根基。
1982年，当时的香港大学的校长黄丽松来到北京。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大学的一行人，并说了这样的话：
香港大学有三个特点，应该长期坚持下去，第一是英语教学，有助于学术交流国际化;
第二是港大有外籍教授，预计内地未来发展需要许多这方面的人才，港大的经验可以借鉴;
第三，港大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内地学者跟香港学者多接触，可以更了解国际学术界。
未来世界，变幻莫测，不仅中国需要香港大学在那里，其实，世界也需要香港大学在那里。
香港大学是“为中国而立”，还是“为香港而立”?这个问题在港大建设之后争论不休。
但是，不管如何争论，无数的港大教授、校友，他们都以热情、以智慧、以学问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工程，用行动彰显了「为中国而立」的初心，有根植于民族情怀，给予「为中国而立」新的演绎。
为了回顾这一段百年历史，也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的创始人陈婉莹教授，带领团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访问了50多位当年的教授，他们的后人、同事和学生。
并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细致地寻找材料，以恰当而用心良苦的剪裁，最终编出一本探索香港大学百年历史的大作。
就是本文主要参考的《香港大学世纪之问：改革开放初期与内地交流的人和事》。
这是一本用心良苦的书籍，记载的不仅是过去的人和事，不是为历史留下精神与感慨，也在为未来留下向往与深思。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香港，买一本回家，倒杯青岛啤酒，在午夜里通读，在长夜中浩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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