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签了线下独家代理协议，享受了市场价的折扣优惠，对方还‘窜货’违约，毁了我们辛苦经营的品牌信誉!”一张电商平台截图、一份网购订单，某知名国货化妆品公司(以下简称化妆品公司)将代理经销商诉至法院。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后，依托“示范判决树标——类案调解分流——速裁快审护航”全链条解纷模式，推动同类型14起纠纷妥善化解。近日，该化妆品公司将“商事调解+奉贤区人民法院司法确认”写进了合同标准条款。
刮码化妆品，频现电商平台
为扩大经营规模、规范品牌市场管理，2024年2月，化妆品公司将区域独家化妆品销售代理权给予某网络公司(以下简称网络公司)，并限定该公司及其下游零售商仅在线下特定门店销售产品，若出现跨渠道“窜货”行为，需赔偿违约金20万元。
然而，化妆品公司授权网络公司经销的品牌化妆品，不久就在多个电商平台的网店出售，并且产品瓶身均被刮去了品牌溯源码。化妆品公司认为网络公司的违约行为严重损害了产品声誉、品牌公信力，故诉至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网络公司停止“窜货”行为，并支付违约金。
案子来到奉贤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任丹法官手中。她仔细审查后，发现了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刮码“窜货”纠纷中，品牌方直接追究签约代理经销商责任的比较少见，这是一起涉美妆产业的新类型案件。案涉经销合同是该品牌搭建全国经销体系所使用的标准合同模板，存在潜在纠纷风险。经排摸，该化妆品公司及其子公司在诉的同类型案件已达10余起。
如何通过“审理一案”，助推美妆行业健康发展?任丹法官梳理了这批案件的基本事实、争议焦点，经专业法官会议研判、与各当事人协商，决定依托“示范性诉讼+批量化调解”工作机制，一揽子化解纠纷。
“这个思路好，多起案件有共通的事实和争议焦点，咱们先啃下这起案件的‘硬骨头’。”商事审判庭庭长高磊逐一翻阅案卷，指导示范案件的选取标准。
示范判决，先行破冰
2025年6月，示范案件正式开庭审理。庭审中，化妆品公司与网络公司围绕合同中约定的“窜货”“下游零售商”等词义展开激烈辩论。
“根据合同约定，乙方只能在‘本渠道、本区域’销售品牌产品。”化妆品公司代理人翻出合同条款，认为乙方、下游零售商跨区域及线上销售，都应当视同乙方“窜货”。
网络公司代理人却不认同。他表示，涉案合同具有相对性，只能约束化妆品公司向网络公司经销的化妆品，不能扩大到该公司销售的所有产品。“公司通过线上方式销售其他人提供的该品牌化妆品并不是‘窜货’，而且下游零售商的违约行为也不应由我们来承担。”
实际上，示范案件确定后，任丹法官就检索了类案裁判文书，并将案件情况上报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庭审现场，她综合本案的合同目的及文意，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法明理。
“本案中，‘窜货’是指网络公司从化妆品公司以外的渠道进货相关品牌化妆品，或者网络公司及其下游经销商、零售商，在合同约定的渠道、区域之外销售。”任丹法官解释，网络公司不仅从其他渠道进货，还在线上销售案涉品牌化妆品，符合合同定性的“窜货”行为。
而从合同签订的背景来看，网络公司作为区域独家代理经销商，享受了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待遇，就应当遵守契约精神，履行经销合同约定的管理职责，通过签订与经销合同约束性条款内容一致的分级经销合同等，管控下游流通渠道、产品质量和售后保障，协助品牌方搭建完善的销售体系。“现实中，网络公司没有尽到合同约定的防‘窜货’义务，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最终，奉贤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化妆品公司的实际损失、案涉交易金额、当事人过错程度，在抵扣网络公司已支付的保证金3万元后，判决网络公司赔偿化妆品公司违约金12万元。网络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协同调解组织，破解“批量案件”
示范案件的二审判决后，其他同类型案件的代理商们也逐渐转变了态度，从坚持要“讨个说法”到主动向法院询问调解途径。任丹法官捕捉到这些细微的态度变化，详细介绍起法院商事案件的多元解纷路径。就这样，剩余14起类案纠纷，按照当事人意愿，在奉贤区人民法院法官指导下，委托给商事调解组织调解。
虽然有示范判决的“指路”，在具体的逐案调解中，调解员们还是会犯难。就曾有调解员找法官咨询道：“我手头这个案子的代理商特别强硬，咬定自己无法管控下游层层分销，不该承担违约责任，品牌方那边也是寸步不让，每次‘面对面’沟通都会谈崩，怎么办?”
为集中解答调解员疑惑、高效疏通案件调解堵点，商事审判庭依托奉贤区人民法院、奉贤区司法局共同设立的商事调解司法协同实践研究中心平台，举办“贤商致正”商事调解专题培训会。
“双方情绪对立时，不宜强行组织‘面对面’协商，可以将双方分开约谈，开展‘背靠背’调解。”任丹法官分析道。会上，她向调解员们解析示范案件的裁判规则，手把手传授调解技巧：“在这类案件中，品牌方最在意的并不是赔偿金额，主要是对销售渠道混乱、刮码产品泛滥的焦虑，这才是化解双方矛盾的关键点。”
培训会后，调解工作继续有条不紊地推进。经沟通疏导、释法明理后，涉案10余个代理商均表态将加强销售管理，品牌方亦表示愿意接受调处。目前，剩余14起同类型纠纷当事人参照示范判决全部调撤结案，涉案总金额达600余万元。
“找准病根”，个案撬动治理
结案后的黄金窗口期，任丹法官再次联系当事人，就审理中发现的“窜货”一词约定不明等问题，建议其修改标准合同文本，设置更为清晰、合理的权利义务条款。
化妆品公司不仅根据示范判决修改了合同文本，还基于对奉贤区人民法院商事调解司法协同机制的信赖，在合同中增设“合同双方均同意先向注册于奉贤区的商事调解组织申请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应向奉贤区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条款。
由此，尚未起诉的同类型纠纷可由当事人在诉讼外自行解决，实现纠纷治理的良好生态。对于无法达成调解的平行案件，奉贤区人民法院也设置了集中排庭、要素式审理及简式文书的快审快结模式，缩短企业的维权周期。
“法院不仅帮我们划清了权利义务边界，解决了长期困扰行业的法律难点，还提醒我们完善权责设定，彻底拔除了‘容易扯皮的病根’!”案结事了后，化妆品公司负责人向法院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奉贤区被誉为“中国化妆品产业之都”。近年来，奉贤区人民法院立足区域发展特色，充分发挥商事审判作用，创新构建“示范判决树标——类案调解分流——速裁快审护航”的全链条解纷模式，推动矛盾纠纷高效化解、源头化解、实质化解。2023年以来共审结化妆品商事案件1000余件，覆盖买卖、服务、承揽、知识产权等各类纠纷，为辖区美丽健康千亿级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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